日前， 辉瑞宣布关闭两间生产厂房，涉及的员工约占辉瑞全球生产线人手的6%。观察发现，从2018年以来，拜耳、GSK、诺和诺德等跨国药企都加入到裁员、换帅、战略调整的大军，且进入2019年以来，趋势有增无减。与此相反，我国药企则趁机吸纳高端人才。随着现阶段人才和市场占有率的重新调整，跨国药企和中国药企之间的格局分配也将发生变化。

跨国药企裁员不断

辉瑞将关闭的两间厂房主要生产青霉素等非专利注射药，涉及约1700名员工。公司表示，经全面检讨后，认为长期需求显著减少，保留有关生产厂房并不可行。同时公司宣布其位于Taramani的Hospira研发实验室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关闭，150名员工面临裁员或岗位调整。

另据报道，葛兰素史克2018年9月宣布拟在美国裁减650个职位。同月，武田公司公布了关闭芝加哥地区美国总部的计划，并将其美国业务集中在Shire运营的波士顿地区，此举将关闭1000个相关岗位；而诺和诺德也发布《转变研发方式的计划》，宣布在中国和丹麦裁员400人。

此前被爆出裁员消息的公司还包括诺华、赛诺菲、艾尔建等。

除了裁员，跨国药企更在大力度调整业务架构。

1月11日，阿斯利康新任中国总经理赖明隆宣布重组心血管、肾脏及代谢业务部，将其正式分为心血管、肾脏、糖尿病代谢三大治疗领域，并任命了这三大独立战线的负责人；2018年11月，拜耳出售或剥离了动物保健、作物科学、消费者健康三大业务板块；2018年7月份，辉瑞在继续剥离保健品业务的同时，对公司业务板块进行调整，重组为三大业务——基于科学的创新药品业务，专注于过专利期品牌药及仿制药、并在辉瑞内部拥有相当自主性的成熟药品业务，以及健康药物业务。再往前看，为应对我国医改分级诊疗趋势，默沙东自建团队，将市场转向基层。

高管跳槽中国药企

仅2019年1月11日，安进和诺华相继作出中国区的重大人员变动或战略调整：安进宣布，公司中国总经理张文杰将于3月3日离开安进，寻求其他职业发展；诺华肿瘤宣布，现任总经理戴崇德将离任，其职位将由诺华(巴西)总裁 Alexandre Gibim 自3月1日起接任。

刚进入1月时，GSK也曾宣布，其中国总经理魏廉昇将出任GSK洲际及新兴市场肿瘤业务战略副总裁，新兴市场高级副总裁Fabio Landazabal将举家迁移至上海并暂时对GSK中国处方药及疫苗业务直接负责；2018年12月21日，赛诺菲已经宣布多项重要人事任命，现赛诺菲普药和新兴市场（GEM）中国区总经理兼中国区总裁彭振科（Jean-ChristophePointeau）被任命为赛诺菲健赞欧洲地区负责人，自2019年3月1日起生效，而赛诺菲中国区负责人由现普药和新兴市场巴西区总经理兼巴西区总裁PiusHornstein担任。

有趣的是，不少跨国药企的高管直接跳槽中国药企。

2018年9月17日，赛诺菲中国核心产品事业部血栓专线全国总监李瀚离任，加入北京泰德制药担任事业部总经理；同年5月2日，阿斯利康原全球生物制药高级副总裁巢守柏博士，出任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首席运营官；强生中国招聘总监王子剑辞职后出任百济神州副总裁、中国区人力负责人；同年4月23日，吴晓滨博士辞去辉瑞制药一切职务，任职百济神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高端人才受追捧

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谈判、4+7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仿制药临床替代原研药……大量医药新政持续推进，纷纷指向进口原研药大降价，甚至被优质仿制药替代而失去市场。业内普遍认为，十多年增长红利过后，跨国药企曾经“躺着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作为世界上药品的消费大国，中国医药行业政策无疑会对行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多位跨国药企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医药企业来说，裁员调整是一件相对正常的现象，比如一个产品因为种种原因退市，就会裁掉大部分的员工。

而跨国药企中国区高管变动对相关药企的影响，也远比外界猜测的要小。通过了解跨国药企管理机制后不难发现，其细致的分工，严密的流程和强大的内部支持体系已经把个人的作用压缩，完全能缓冲个别或者一部分高管人员流动的影响。新兴的药企求贤若渴，出高价招优才当然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有些外企高管也许职业达到相当高度后，希望换个轨道尝试不同挑战也属合理。

据华夏基石统计，中国创新药企业在研发投入近年虽有增长，但总量和比例上都还不足。跨国制药公司研发投入数额大，占营收比例高。按照申万行业分类，2017年A股所有医药生物类公司的研发投入总和为320亿元人民币，不及1家跨国公司投入。

有丰富药品研发经验的跨国药企华人专家大量回流创业，备受投资机构欢迎，容易获得资金。未来初创的专业研发型小公司将成为新药发现的主力军。

事实上，跨国药企的业务调整和频繁裁员，也给中国药企提供了机会。随着现阶段人才和市场占有率的重新调整，跨国药企和中国药企之间的格局分配也将迎来一次重构。

▪ 内容来源：上海证券报

▪ 记者：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