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读完五年医学本科，我和芳毕业了，藏在心中的爱终于可以释放了。我们幸运地分配在同一家医院工作，憧憬着美好未来，努力工作，也主动承担了很多打扫卫生的工作。现在的大学生也许根本无法理解爱为什么要藏在心中？为什么还要打扫卫生？

星期天我们一起去公园玩了一天，很开心，我发誓将来要带她去北京、去美国。她萌萌的、狠狠的点了又点头。或许，一切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发展下去，可是……

那一年，我去了辉瑞，你还留在医院。

你看着我上了火车，慢慢地离去，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心里都知道，过去已成为历史了。

1年后，芳1年的工资和我1个月的差不多；

2年后，我当了地区经理，芳还是见习医生；

3年后，我升为大区经理，去过一次原来工作的医院，医院门口挂上横幅“热烈欢迎辉瑞制药领导莅临指导！”（现在看来是天方夜谭，那个年代这种事还不少。）我在医院会议室用了幻灯机，介绍了“达肝素钠是不一样的低分子肝素钠”。芳和她的同事听得很认真，不但做了笔记，还提了些问题。

5年后，芳的老公骑着自行车带着她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怀旧和谈论我那台桑塔纳是聚会的主题，在同学们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我坚定地认为五年前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以为因此放弃爱情也值得，还有几个男同学心痒痒的想要出来跟我干。

10年后，芳研究生毕业，正在读博士。我缴了十几万读了EMBA，想着过几年再搞个不出国的洋博士学位证书。芳从原来的医院调到省城医院做了副主任医师，我当上销售总监。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学术会上见到面（医药培训圈），慢慢地我不再称呼她“芳”，而改为“陈老师”。芳讲得一些课题，我已经不怎么听得懂了。我还在反复地讲着“达肝素钠是不一样的低分子肝素钠”，不过也有进步，可以完全脱稿讲。

12年后，陆续地有一些医院里挂上了“医药代表不得进入”的牌子。

15年后，我和芳一起去了美国，芳作为医学专家去参会，我作为工作人员去服务。芳很忙，在美国，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你兑现了10多年前的承诺，带我到美国了！”这句玩笑话像刀一样无情的割着我的心。芳在演讲台上讲着她的医学论文，还是英文的。我在会场门口的易拉宝旁站着，易拉宝上还是写着“达肝素钠是不一样的低分子肝素钠！”

20年后，我和芳都快50岁了，芳当上了副院长、学术带头人。我已离开了辉瑞，换了几家国内药企。发现原来销售和艺人一样，都是吃青春饭的。习惯了运筹帷幄、指点江山，蓦然回首，发现很多事自己都不会做了。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开始迷失了方向，有了恐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