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修正药业集团董事长修涞贵卷入一起行贿案的消息受到业界关注。判决书显示，他先后两次给予原吉林省靖宇县县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褚来福通化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价值25万元。

新京报记者以“行贿”和“药”为关键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刑事判决书梳理时发现，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12日，共有169份医疗行业贿赂案判决书，涉及438家医疗相关企业和个人，大多发生在药品销售、流通环节，行贿方式主要为回扣和违规附赠现金或礼物、为受贿人家属发放工资、吃喝玩乐等。其中，既有辽宁成大生物这样的上市企业，也有上市企业旗下的公司，如哈药集团生物疫苗公司，受贿人则包括政府官员、医院领导等。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认为，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的特点及医药行业运行机制的特殊性，或许是医药行业行贿高发的原因。

近两年时间 7家上市企业卷入行贿案

在被判决书“点名”的企业中，有7家为上市企业，行贿总额241万余元。7家企业中，有多家是行贿官员，以推进药品、项目的审评审批速度。其中，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辽宁成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行贿数额最大，以109万元居上市企业行贿榜的榜首，其后依次为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科兴生物经营主体）、未名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有限公司、东瑞制药（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制药公司。

除7家上市企业卷入行贿案之外，还有不少上市企业旗下的公司也卷入其中。

其中，哈药集团旗下的哈药集团生物疫苗公司卷入两起行贿案，行贿总额高达759.424万元。2008年至2012年间，在与哈药公司关于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的政府采购活动中，鹤壁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非法收受哈药公司价值400.2万元的可销售疫苗和319.224万元现金，而哈药公司也非法获利711.576万元。另一起则是，在江西省2008年至2014年的强制疫苗招标采购及疫苗供货数额分配问题上，哈药公司向江西省防止××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某行贿40万元。

此外，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旗下的三精加滨药业有限公司、三精千鹤制药有限公司也涉入行贿案件，涉及金额472万元。其中，三精千鹤制药子公司黑龙江千鹤百盛医药有限公司（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在2012年12月18日至2013年12月19日间，由财务部门用虚假的费用、支出等票据从单位正常财务账上套取资金行贿，支付回扣款436.68万元。

新京报记者还梳理了同一时期内在华外资药企的相关情况，结果显示，50多家企业并未出现直接相关的行贿行为，部分行贿行为则由销售公司施行。

医药领域行贿案目标直指医院高层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经营医药、医疗器械批发、销售、流通的公司成为行贿“高发群体”。在判决书涉及的438家企业和挂靠企业的个人中，这类公司至少300家，六盘水济生药业有限公司行贿金额最高，为1023.32万元。

“这些领域涉及具体交易，是行贿最多的环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但真正出钱的，可能还是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院长、书记等医院主要负责人及科室负责人是企业主要行贿对象。

新京报记者梳理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信息发现，2017年1月1日至7月11日，248件医疗行业贿赂案起诉书中，受贿方有200余人在医院供职。粗略统计，起诉书中公布了具体职位的受贿人中，院长/书记有67人，是受贿最多的职位，其后依次为检验科、药剂科、骨科和医疗器械科、信息科等科室。

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12日，共有169份医疗行业贿赂案判决书，共涉及300多位医院相关人员，其中院长/书记级别的涉案人员近200名，受贿方式主要以现金、回扣为主，不少医院相关人员以拜年费、感谢费等名义收受贿赂。

个人受贿金额最高的是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唐运涛，非法收受金额达884万元，其中与他人共同收受697万元。

而行贿院长最多的企业为六盘水济生药业有限公司。为了能得到采购药品的生意和及时签字结算药品款，该企业以回扣和好处费的方式行贿42名院长和1名药剂科科长，涉及六盘水市水城县2家县级医院和33家卫生院。

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披露的信息，仅2016年1-5月份公示的关于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系列案件，共有110多位院长因受贿落马。

官员受贿金额大牵涉企业众多

在医疗贿赂案件中，负责医药相关工作的官员，由于其手握医药项目审批权、医药销售流通人脉或医院药品仪器购进的隐形控制权，也往往会成为医药企业或个体销售人员行贿的重点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官员受贿案件在盘点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仅有16例，但同一官员接受诸多医药企业或个人受贿且受贿金额巨大，是官员受贿区别于其他群体受贿的关键特征。

这16起案件涉及25名受贿官员，职位最高的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注册处处长和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涉及辽宁成大、北京科兴、云南沃森等8起行贿，金额超过300万元。其中一份判决书显示，尹红章于2007年至2015年间，伙同其子共同非法收受原辽宁成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庄某给予109万余元，不仅包括现金、汇款等方式，庄某还以发工资的形式，给实际并未去他另一家企业上班的尹红章儿子每月发放工资。在北京科兴行贿事件中，尹红章单独或伙同其妻郭某共同非法收受、索取尹某钱款共计55万元。此外，尹红章还收受浙江天元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丁某给予的价值18万余元的象牙制品一根。2016年，尹红章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受贿金额最高的是原四川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处长、应急办公室主任、四川省卫计委科教处处长苏林，他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先后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617.5万元，苏林个人最终所得1242.5万元。

原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科科长郑如海，受贿金额虽远低于苏林，为236.77万元，但牵涉的受贿事件却多达56起。

其他受贿官员还包括某县县长、县卫生局局长等。这些官员往往通过帮助医药企业或个人通过医药项目审批、或帮其与医院、卫生所达成销售协议的方式，换取高额回扣费、好处费等。

业内声音

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行贿案件高发

针对贿赂案件，新京报记者致电包括辽宁成大、未名生物医药、云南沃森生物制药等在内的多家企业，一些企业电话无人接听，如浙江天元、未明生物医药；一些则告知需提供具体人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如辽宁成大；一些企业则要求以邮件形式发送采访提纲，如云南沃森生物制药，截至发稿时仍未做出回应；还有的企业听说是媒体采访行贿案件，直接挂断电话，如长春海伯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岳阳康尔医药有限公司等。

仅湖北事成医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复称，公司人员变动频繁，不清楚此前发生的行贿案，“公司对业务员行贿管理比较严，一旦发现行贿则开除。”

医药行业何以成为行贿案件高发区？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药品也具有市场属性，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与市场化方式进行销售，但药品的销售渠道多为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附带了一定的社会性和功能性，政府监管也相对严格。企业产品要进入市场或扩大用量，就得通过监管部门或医疗机构，而且目前市场上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竞争，竞争相对激烈，也就有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可能性。

“两票制”能否遏制行贿仍待考验

随着医疗行业反腐的力度持续加强，企业对带金销售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去年9月，23家福建省制药企业和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发起“向药品带金销售现象说不！”的联合倡议。去年年底，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和华润天津医药有限公司曾分别发出紧急《告知函》，要求所属药企和商业公司在对医疗机构销售药品、耗材试剂等产品活动中，要合规经营，不得给医生等相关个人各种形式的回扣和返利。

根据2017国家医改重点任务的时间表要求，今年6月30日是医改试点省两票制（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以减少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文件出台的最后期限，截至7月初，11个医改省份中已有10个省份出台方案。

这也被业界认为拉开了医药流通行业整合大幕。两票制对遏制医药行贿效果如何？前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恐怕很难完全遏制医药行业行贿行为，还需要经过实际运行中的考验。

史录文称，两票制在现阶段对遏制医药行业行贿会有一定作用，在税务监管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同时，行政手段能够挤压掉一些中间环节，但行贿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完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