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到现在，全国各省纷纷成立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相关类培训也在上海、北京多起来，包括各省药物经济学培训。

随着医改的深入，药物经济学将为医保目录评审、招标采购、价格谈判等国家医改提供工具、方法论和决策依据。

药物经济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和方法体系，在医疗费用过快上涨，各省医保支付面临压力巨大背景下，“经济性”随着去年9月30号文件的颁发，被提到了第二位。之前在第三位。

本专栏，旨在通过对医药圈里经济学评价人士的采访，解释一个新时代的发展。

——编者

现在，药企圈内几乎有一个共同，且让人害怕的头疼问题——被医院停药。

目前，全国各地医保中心对医院用药有总量控制，一旦超过就不予报销。不报销，院长就会焦急。所以，大多数院长，每个月必看的是院内处方用药排名。当院内用药接近医保中心给的用药指标红线时，院长便下令，停用院内排名前十的处方药。

此时，被停用的药企们慌了。如果停用2个月，亦或多个省份同时停用，或许数亿的销售额就无法出现在年终的业绩报告里。

这一现象不断出现后，药企们呼吁，此种停药方式，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药物使用评估手段。药物经济学迎来发展空间。

事实上，去年9月30号文件颁发时，第一条变为：为人民群体提供安全、经济、有效的药物，当社保文件首次把“经济”放在“有效”之前时，整个舆论界反应巨大。普遍认为，随着医改的深入，药物经济学将为医保目录评审、招标采购、价格谈判等国家医改提供工具、方法论和决策依据。

时至今日，全国各省纷纷成立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而医药圈里的经济学人士们，结合自身的工作，已有观点的积累……

药企里的经济学

董鹏，辉瑞中国药物经济学及结果研究总监，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辉瑞、赛诺菲和强生工作。

据了解，他其中一部分工作是，负责产品的经济学研究和准入支持工作，其中包括设计实施药物经济学研究、新产品的评估、国内外卫生经济政策分析和解读。他也是国际药物经济学与结果研究协会会员。

药物经济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和方法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诞生。经过30多年的学科发展和实践检验，药物经济学基于“药物价值”的客观评价方法，在全球成熟市场获得广泛应用和认可。

2016年9月30日，《201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该份文件要求2016年底前完成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2017年修改完善基本医保用药管理办法，并逐步建立规范的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即医保支付价的制定。当该文件首次把“经济”放在“有效”之前时，多数医疗界人士突然预感到，中国要迎来药物经济学评价热潮了。

董鹏认为，药物经济学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是成本效果分析，另一个是预算影响分析。

首先，药企选择研发新药的首要条件是，结合自身优势，和对未来5年到10年，全球疾病发展的形势预判，来选择药物。药物的治疗疾病领域选定后，便进入研发阶段。研发阶段更关注产品的疗效和安全性。但是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经济学属性不容忽视。

在成本方面，如今随着疾病的复杂程度加重，大多数新药的研发周期发展到了双“20”，即花费20亿美金，20年时间。效果方面，即对原有药物的替代和超越。

董鹏介绍，企业选择新药时，最重要的是新药对原有药物的替代性，如一个肿瘤化疗药物，患者使用后生存期不足2年，新肿瘤靶向药会将生存期提高到4-5年以上，因此创新的新产品是企业所看好的。而此种创新性也是产品上市后，市场和医保认可的首要条件。

药品在某个地区上市后，会根据当地的准入环境和支付能力，制定相应的准入策略。董鹏介绍，多数新药在中国上市后，会进行药物的成本效果分析，如肿瘤靶向药物。这些分析多数以国内人均3倍GDP作为阈值判断产品是否具有经济性。

再以肿瘤靶向药为例，地方政府假设只有3亿人民币来惠及区域的肿瘤患者，那么首先要看当地疾病谱的变化，比如在河南消化道胃癌发病率非常高，而在北京、广州，肺癌发病率非常高，因此决策者需要根据当地的发病率和疾病严重程度选择干预药物，企业就需要适时的做出相应的经济性评估。

当企业决定将药物进入某个市场时，需要考虑的是医疗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就市场来说，更多企业都希望产品进入医保范围内，而这必然加大医保的支付压力。因此，很多国家开始了医保和药价谈判，政府和企业达到双赢的结果来惠及患者。

据了解，在行业内另有一种援助治疗方式，即每个肿瘤产品都有治疗周期，每个产品治疗周期不一样，如以一个月治疗周期为主，一个疗程大概是5万元左右。企业考虑到基金的承受能力，会推出援助计划，即比如在前几个周期，有患者和政府假设共付的情况下，如果治疗有效，患者在接受3个疗程，4个疗程，5个疗程治疗以后，剩下的疗程由企业承担。

辉瑞中国政府事务市场准入及企业市场沟部的高级总监席庆认为，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我们有效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对症下药，把更多的资源放在高品质、疗效好，安全性好的治疗性药物上。而不是一味的靠处方量排名来控制药物的支出。而如果有更加合理的管控药品支出的方法，院长也愿意采用。

研究所里的经济学

宣建伟，中山大学药学院医药经济研究所所长。据了解，宣建伟曾在赴美留学之前，曾担任FDA药物评审员6年之久。他非常熟悉药物开发过程、全球药品的法规事务、药品准入等要求。

至今，他拥有超过20年的跨国企业管理与团队领导经验并在多个跨国制药公司总部工作过，如辉瑞、葛兰素史克等。

宣建伟认为，药物经济学，和经济学一样也是在研究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投入是治疗某种疾病的医疗花费。产出，就是健康产出。换句话说不是用钱来评估，是用健康来评估。那么有了这两个评估后，他的目标是选择各种临床干预手段，评估总体的价值，最终提高医疗的资源配置率。也就是说，在有限资源下，怎么选择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案，来治疗病人。所以这是药物经济学的根本目标。

据了解，在60年代，药品只要有三个条件就可以上市销售：安全、有效、高质量。到80年代后期，这一概念得到改变，创新药物上市不但要求安全、有效、高质量，还要问社会能不能承担的起。

换句话说，药物上市后，要对它进行四个价格的评估，临床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对病人的价值，四块价值评估后，才能真正把一个药物对社会的总体价值评估出来。国际上最好的评估方法就是运用药物学的原理来对这四种价值进行综合评估。

而要评价这个药物到底好不好，通常是做增量的成本效果分析。将增量的成本效果比与3倍的人均GDP进行比较，如果低于3倍的人均GDP，就说明这个药物具有成本效果，是有经济学价值的。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比如医保的角度，他们在判断一个药是否可以进医保目录，更多考虑的是医保预算，考虑是医保基金承受能力。

临床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对病人的价值，这四个方面，事实上可以贯穿成一个经济链条。

如他汀类药物，世界上已经用了很多年。是心血管疾病治疗中，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

在西方国家，已经看到了心血管疾病拐点的发生，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他汀药物和其他药物联用后，疾病的上升趋势开始转变为下降。这个药品把整个疾病的进展给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医生们开玩笑，应该把他汀放在自来水龙头里去。

有数据显示，他汀类药物在美国，2007年避免了4万多患者死亡，2008年避免了6万多人的急性心肌梗死和2万多人的卒中住院。避免发病和住院，即避免医疗费用的发生和上涨。

中国的调查显示，有50%的病人存在高血压合并高血脂疾病，因此，据估计中国人群中大概有3000多万这类患者。又如，单纯的糖尿病患者，直接医疗费用只有3000多元，而合并有高血脂的病人花费是19000元。如果糖尿病患者长期使用阿托伐他汀，服用时间越长，病情控制越好，终生治疗会节省更多治疗费用。

2014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到国家GDP的5.6%，到2017年，有经济学家预计，会到GDP的6.7%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卫生总费用支出显然较低，但也并非花的越多越好，而是怎么样统筹协调好已有的5.6%的卫生资源，这几乎是眼下的挑战。

因此，宣建伟认为，药物的经济学评价，是今后医疗资源配置中重要的依据手段。

据了解，目前部分省份已经在引入该评价方式。显然，随着医改的深入，药物经济学将为医保目录评审、招标采购、价格谈判等国家医改提供工具、方法论和决策依据。

来源：经济观察报，记者：温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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