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失信的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此前有统计显示，中国医药代表人群总数大概有300万。意见的出台，则意味着，过去“看脸”、“看公关”的手段或将失效，这300万医药代表面临失业或转行。据媒体报道，在近年来职业高风险、名声不好听，外加赚钱变艰难的处境下，不少医药代表纷纷“离巢”，选择彻底告别医药行业。

曾几何时，医药代表被视为是一个绝对的“高薪”职业。但随着监管部门对于医药代表职业界限的进一步厘清，以及医药代表对药价的负面影响被社会所熟知，这个职业已然步入衰退期。当然，需要厘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就从此将退出历史。事实上，2015年医药代表就被列入我国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在多数国家，医药代表也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职业。只不过其扮演的角色不是“卖药”，而是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医疗行业从业者提供与药品有关的专业咨询。就此来说，监管部门的指向其实是规范，敦促医药代表“转型”，而非彻底否定医药代表作为一种正常社会职业的社会需求。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医药代表的概念逐渐传到国内，从大量拉关系、送回扣的“药托”的兴旺，再到今天难掩颓势，医药代表这个职业的社会演变轨迹，与我国医药供给体系的发展变化有着直接关联。截至2015年底，我国仍有药品生产企业5065家，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药品同质化严重，低水平重复问题突出。而正是这种粗放、重复、低端的药品供给市场，直接催生了以“推销药品”为主要职责的医药代表群体的壮大。因为面对高度同质化的药品，药企要想抢占市场，在很多时候就只能寄望于医药代表的游说、关系与“回扣”。再加之，药品流通环节的繁缛，也直接刺激了医药代表队伍的发展。

一个庞大的有着一定医疗专业能力的群体，却长期游离在灰色地带从事药品的“推销”，一方面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令医药代表这个职业本身所应该承担的社会分工作用被大大弱化。对之进行规范，使其回到阳光下，发挥应有的正向作用，确有必要。不过，规范医药代表，到底能对当前的“高药价”起到怎样立竿见影的干预效果，仍应谨慎评估。

从医药代表这个职业的演变就可以看出，与其说高药价是医药代表推高的，不如说医疗代表这个职业被异化的“土壤”才是真正的“祸首”。具体看，这种“土壤”包括长期徘徊在低端产业水平、过度竞争的药品供应市场、经手环节过多的药品流通环节，以及以药养医体制等。常识是，任何一件商品一旦流通环节过多，且呈现出低透明度，必然会增加流通成本，从而抬升最终的市场价格；而以药养医体制的现实存在，则意味着药品的价格不仅要包含正当的市场溢价，还要为医护人员的薪酬买单，又怎会不高？至于医药代表“吸金”，只能说是“高药价”的一部分构成，却远非关键推手。

药价虚高，既没有复杂到真正难以解决的地步；也没有简单到仅仅靠规范医药代表，就能够“药到病除”。事实上，近年来医药代表行业早有降温之势，但药价却并未出现对应的波动，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因此，规范医药代表可以有，但并不能将之作为降低药价的灵丹妙药，那些真正推高药价的制度性因素，还应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来加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