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医保压力不断增大，以及商业支付方远未成熟两大原因，外资药企昂贵药未来将面临极大的支付困境，未来外资药企不仅要面对医改带来的药价挤压，更要面对有竞争门槛的高价药在支付上落地的难处，双管齐下将对外资药企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形成极大压力。

从医保支付方的层面，外资药企昂贵药的发展趋势是通过药价谈判，让医保可能接受这些产品，未来让价是必然的趋势。在国家层面已经开始昂贵药的价格谈判，今年5月，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公布，慢性乙肝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这三种药品的降价分别达到了67%、54%、55%。

不过，降价谈判的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支付可以完全在各地区操作，药品能否通达病人还取决于各地医保的执行情况。比如上面提到的三种降价药品，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到2016年8月，至少有三分之一地区没有将这些药品列入医保支付。

这是由于各地的医保实力不一样，覆盖高价药的执行节奏和方法也会不同，加上各地的发病率和人口经济结构、自身的保障结构不同，实际操作中的结果会很不一样。对于药企来说，面对中国医疗资源的地区性差异，仍然需要在各地进行渠道上的布局、用药教育等来确保药品在各地从实际上获得渠道。这一过程对资源协同的要求仍然很高，且在实际执行中有较大差异。

在医保之外的支付层面，对于另外一部分没有能够通过价格谈判进入医保的昂贵药，目前除了靠援助计划来增加使用之外，真正的商业支付方还很不成熟，或者说昂贵药并不适合目前市场上能够接受的大部分商业保险产品。这是因为中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上，能够提供全方位有价值保障的报销型医疗险还非常弱小。从国际经验来看，有全覆盖医疗保险的国家，商业保险大都作为补充而存在，占医疗支付的比例在10%上下（比如英国和日本）。

如果要覆盖昂贵药（其中大部分是肿瘤药品），意味着报销型保险的保障较为全面，价格也会较高，对大部分中产阶级来说价格上较难承受。尤其在逆选择极高的风险下，要保障全面就意味着保费会比较高，这与做大量并不匹配。全面保障在团体投保下更有可能实现，也最有可能通过风险分散、跑量来控制成本，同时保障也更全面。但团体市场极度依赖企业对员工福利的预算，而预算与公司财务状况和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在员工基本社保的缴费比例的现状下，大幅快速提高的可能性不高。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资药企昂贵药未来的主要潜在支付可能性仍然是医保，商业保险只能作为小部分补充，尤其在个险上，基于目前的市场逆选择，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保障范围又给出普适性更高的保费。唯一的可能性——团险则迫于企业的预算和财务不确定性，短期内大幅调高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外资药企未来在高价药上将面临更多的大幅降价考虑，同时培育市场、进行医生端和患者端教育，才有可能改变目前昂贵药增量的困境。而在这些降价措施的背后，加上医保药物受到医改影响不断被挤压价格，将意味着外资药企在中国市场上的收入增长会进一步放缓，利润缩水，将不得不进行成本严格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