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压力。”昨日，因发表了一篇“挂号难”长微博，而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医生杨庆，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轻描淡写地说，“写文章的时候就已有所准备，会有点波澜。”

上周，一位女孩在北京某医院痛斥号贩子的视频成为热门，《视频里，女孩控诉号贩子把专家号从300元炒到4500元》，一时间，号贩子、医院、甚至医生都遭遇了一轮口诛笔伐。

就在舆论不断发酵之时，杨庆发表了一篇名为《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错，不是黄牛的错，是垄断的错……》的长微博，并以自己从医20年的经验和经历为例，在文章里清晰地论述了号贩子存在的逻辑在于资源稀缺。

显然，这篇博文没有刻意迎合忿忿不平的网友，加上有的媒体在转载时将其标题改为“为票贩子辩解”，杨庆受到了一些质疑，甚至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对此，他本人并不太在意，因为还有更多人对他表示了声援。

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了这位身处舆论漩涡的“网红”——杨庆的办公室，这也是他在此次微博事件后首次面对媒体。

“其实我很久没有写这么长的文章了，这次坚持挤时间写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人对现象背后存在的问题有一些深入思考，而不是仅仅只停留在对表象的不满。”他说。

不过，一向文笔不错的杨庆对这篇长文并不是百分百满意，“后面一部分的逻辑证明略显潦草。”他说，“本来可以写得更好，但我找不到额外的3小时时间来完善它了。”

就像他在长微博中所述，这位一线心内科专家除了每周半天的专家门诊，还要十台十台地连轴做手术、查房、会诊、值班、上课，还要抽时间申请课题、搞研究、带学生，参加学术交流，讲课或手术演示。而这不过是千千万万优秀医生的一个缩影。

“2015年一年，坐了80多趟飞机，连家都回不了。”他在文章里说。“还说加门诊？门诊是加不了的。要加门诊，那只有半夜了。”

杨庆本人确实是很忙，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小时中，他不断被病人拜访、拜年电话打断，来访者的目的都很简单，就是感谢这位医生。“这些都是我曾经救过的命。”杨庆说得略有得意，这种得意并不让人反感，反倒是会让人立马生出敬意。

“所以这点舆论并不能影响我的未来。我是一个医生，最看重的是病人对我的评价。”他说，“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方式让更多人读到这篇文章，也是一种帮助教育和教化。”

对话杨庆：

通过价格杠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记者：针对号贩子的现象，您的核心观点是由于资源稀缺所引发，那么您认为该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杨庆：放开垄断，就用价格杠杆。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医生都是高收入人群，我国医生价值被严重低估。我有个学弟寒窗苦读八年得到医学博士，工作这么多年，每月工资我看着都心痛。中国医生并不笨，放开执业竞争，自然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结果。

另一方面，通过价格杠杆，就能够排除那些完全没必要挂我号的病患，这些病患可能只是来开点药，而这些药谁都能开，实在是太浪费资源。其实通过这种自由定价的方式还有一个好处，能增加年轻医生的收入。在我的号中，80%的病是不需要我看的，价格高了以后这一比例可能降低到50%，能从另一方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记者：您提到应该让医生自主定价。如果放开您的票号，您准备如何定价？

杨庆：很简单。针对经济条件好一点的群体，可能就像发达国家的医生一样，仔仔细细地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收500~1000元。针对一般的老百姓，收100~200元就行了。实际上这个价格并不贵，就像我在文章中算的那笔账，很多从外地来找我做手术的患者，通过医保报销，最终手术费用为一万元。如果他能通过200、300元就快速找到这位医生，就可以省去一大家人在这里的住宿、陪同、误工等各种费用以及时间成本，相比而言，这笔成本是真的很小的。

记者：如果由医生自由定价，会不会定出天价？

杨庆：出现这种可能，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这种手术全天下只有这位医生一个人会做。但实际上，可能没有一种疾病只有一个医生可以看，只是有医生相对看得好些。价格放开后，就会有竞争。有人定价5000元，就有人定价2000元，甚至有人定价1000元。医生和医生之间难以协商形成联合垄断。

记者：放开垄断后应该如何进行监管？

杨庆：我认为不需要行政干预，在定价的时候可以由医生制定出两个标准，一是基准服务属性，设一个最高限额，另一个则更贵，服务相应更好。就好比标配和高配。

记者：国家大力倡导的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也是为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目前在推行上却举步维艰，为什么？

杨庆：分级诊疗的方向是对的，但我们还需要5~10年的时间去慢慢演变，只要撕开一个口子，这块业务就会迅速铺开。

记者：此前有传三甲医院将取消门诊，并下设到社区医院等措施，也是为了有效配置资源？

杨庆：我赞成这个观点，把大医院门诊取消了，医生就必须在外执业，自然而然就放开了票号，这个做法应该大力推行。奉献不能只简单地看人为压低的医疗服务价格，而是要看价值和回报，如果价值大过回报，就已经是奉献了。

杨庆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错，不是黄牛的错，是垄断的错！》

做为大医院的工作二十来年的医生，病人看病的艰难，我的理解比很多人更深刻。

每次门诊，我刚走到门诊护士站，一大帮人就围住我，都在说：“杨教授，加个号吧！我挂了一（两）个月您的号，都挂不到”。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除了特需门诊外，我一个星期只看一次普通门诊，只有20个号，每个号20元（一年多前是5元，后来升为了4级专家，涨到这么多）。华西的号实行的是临时挂号制和预约制，预约可排队预约，也可网上预约。预约的期限最长为1月（以前为两月，后来改成1月），也就是说，可以提前挂一个月后的号。不管是提前一月还是二月预约，每次我的号在网上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完。

很多想找我看病的人根本挂不到我的号。尤其是那些患心律失常，想找我做消融术的病人。我最远的病人来自美国，国内新疆、青海、宁夏、广西也不少见，更不用说云贵川渝陕和西藏。我不知道每周想挂我的号的人数和可以挂到的号数的具体比值。但我想，这个比值是很大的。正因为这样，不管多累，只要周四晚上不飞到外地（经常要参加学术会议）或没有加班手术，我就会给那些围着我的人加号。

但加号不是无限制的。想想从中午1点看到晚上6点半（门诊该是4点半结束，我几乎都要拖堂），不上厕所，不休息。满满算也就300来分钟。加30个号，平均每人也就6分钟。这之中，有很复杂的反复晕厥的大爷，有很善于聊天啰嗦得不得了的大妈，有担心手术风险，很有探索精神，要你把手术风险逐条解释清楚的中小学教师，还有背景深厚，多人打招呼的不敢得罪的关系人士。6分钟，能把疾病看好，把后续的事情安排好，还要让病人和家属满意，我是拼了我的“中命”的。

50个病人是我的极限。但50个号够吗？也有后面来的病人，还要找我加。有的说来自外省或边远地区的，有的说是预约好了号，由于堵车来迟了取不到号的，有的说是某某熟人打了招呼的。我一概不加了。只有一句话，请下周来。他们也有问的，下周来能加到号吗？我答：不敢保证。但就是这50个号，一个下午上下来，常有有头晕目眩的感觉，真比做5台介入手术还累。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增加门诊次数？这种人以为教授除了门诊就在休息一样。实际上，除了门诊，我还要手术（手术大多数都是十台十台的排，手术日几乎没有不加班的）、查房、会诊、值班、上课。还要申请点课题，搞点像样的研究，带点学生，培养一些后进。周末则参加学术交流，讲课或手术演示，去年一年，坐了80多趟飞机，连家都回不了。还说加门诊？门诊是加不了的。要加门诊，那只有半夜了。

只看20个号的门诊，因为自己的好心，增加了一倍半的门诊工作量，还是不够。请问大家，这看病难，怎么解决？

正因为理解患者的看病难，这几天是我的年假（过年我还要上班），本来该好好在家休息。但这周四的门诊，我决定还是回来上。其根本原因是想挣那二十元一个的挂号费吗？我只是在想，那些提前一月挂自己号的病人，如果自己不去上，他们怎么办？又要去抢号吗？运气好，抢得到的，是一月之后的了。抢不到的，又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哪？于是，只有把假期弄得支离破碎，赶回来上一个对自己毫无意义的门诊。

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医生这样。和我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层楼看门诊的医生，如贺勇教授、张庆教授、杨健教授、林涛教授等等都很晚才下班。看病难看病贵是他们的错吗？不是的，他们都尽力了。看来，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问题。，医生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医生已经不容易了。

那看病难是票贩子的问题吗？

很多人第一感觉，绝对是。就是因为他们把票给搞出来，然后高价倒卖给患者。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导致病人挂不到号。这的确是事实，但这是表面的事实，而不是导致事实的本质。

我们假设票贩子抓住一个，正法一个。慑于法律的威严，无人敢做票贩子。票贩子绝迹了。协和、华西的门诊大厅里总是朗朗青天。

于是有一天，华西的门诊大厅，出现了一个来自攀枝花的严重心脏病患者。他患了室性心动过速，经当地医生推荐来找我看病。他很朴实，一早就去排队挂号，他挂得到号吗？号在一个月前就被挂完了呀！大家会说，怎么会这样？也该放点号来排队挂吧！好，每天放了5个号来现场挂。你以为这号就能挂到他身上吗？

一个号20元钱，对他这样一家两三个人（总有家人陪他来吧！）坐上一天的火车，再在成都找家旅馆住上几天，再加上几个人每天的吃穿用度，那20元一个的号，相比他的其他支出，几乎就没有成本。这没有成本的20元，只有他一个人在争吗？不，它可能是数十个人在争。提醒大家。争这号的人不是票贩子，都是真正的病人。

只是这病人分了好些种类。一类是很轻的，只是自己觉得非要找个专家看看才放心，他们也来自远方，拼足了劲是要挂到这个号的。有些是成都市的，号本来也不贵，也谈不上不方便，叫个保姆或安排个侄儿的来熬熬夜排排队就有希望挂到这个号。有些是住院部或门诊的老病人，对医院熟络得很，早都找好了人（出点钱就是了）帮他排队挂号。甚至还有人，本来就是挂号室某些工作人员的熟人或亲戚（记住，他们也是真正的病人），早都把就诊卡交给了这些工作人员，帮他们提前挂了号。当然，还有一类，就是他这种，病最重，最应该挂我的号，最应该找我看。但在这所有的病人群中，他和他的家人争挂号的战斗力，却可能是最弱的。他和他爱人来自农村，他们不熟悉地形，他们不够强壮。他们没有门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直接找到我（找到我也许就好了）。

第一个星期，他们注定的结局，没挂到我的号，只好挂了另外一个医生的号。医生很负责，给他好好看了，告诉他，你这患的是严重心脏病，而且有很严重的室性心动过速。这个病杨庆老师很有经验，你还是得找他看。于是，新一轮的拼搏开始了。谁敢保证，这次的拼搏，他就能成功？

在这时，在他要绝望的时候，有人说，我有一个杨庆教授的号，我家里有事，来不及看了，转给你吧！他是不是该感恩涕零？我想是的。

不过，没完。这个给号的人说。我也不能白给你。你看吧！拿到这个号，我来坐了一天的汽车，住宾馆住了两天天，又熬了一个通宵，两三顿都没吃好。就算上误工费，误餐费以及出差补助费。我也不多要了。你就给个三五百吧！这攀枝花来的病人给不给？他一家人，在成都每多耽搁一天，其花费只会超过这个数。表面上，他花15倍的价格买了这个号，看起来是冤大头，实际算下来，他的支出成本显着降低。他是傻瓜他才不买。当然，如果他来的第一周就这样有人卖这个号给他，他就不至于在成都多呆一周，白白多花上数千元。

这里，卖号给他的人不是票贩子，他也是病人，只是他是一个精明的不愿亏本的病人。于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票贩子回归了。看看吧！这就是所谓加强管理的必然结果。当一项资源是稀缺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想挣得这资源的时候，这种加强打击票贩子的管理是毫无意义的。

在医院管理上，无论你怎样的管理、控制和制裁，你可以表面上管理住票贩子，但你管不住这里面蕴藏的价值和商机。这价值和商机被某些人发现并加以利用，并让一些并无竞争力的人通过金钱能够获得看病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救助了他们。这是荒谬的现实，但它确实存在。

这荒谬就在于医生价格体系被行政管理所垄断，然后被票贩子用另一种扭曲把它扭转回来。这一荒谬的扭转，医生和患者没有获利，获利的是黄牛（其实不一定他是最大获利者，他也是个打工仔）和后面的权利垄断者（可能包括医院管理阶层，社会治安管理者等等）。那些恨死票贩子，甚至对我也大骂出口的人懂得这些道理吗？

所以，我说这是垄断的错。

有人会问，垄断（行政管理，降低医生的价格）就是要为老百姓提供一个看得起病的价格，这不是对的吗？是的，看起来是对的，但你得到它的成本才是那个号的区区几元数十元吗？这种垄断，给大家的是一种幻想，一种以为那数十元一个有名医生的号是唾手可得。结果只能是井中月，镜中花。想想吧！任何行业（电信、交通），垄断能提供低价格吗？被迫的低价格可以，那必然是低质量。好医生，好的医疗服务质量，不管何时都是稀缺资源，除非体制能培养出大量的好医生。可现在这种体制，像要培养出大量好医生来吗？医生收入和地位不提高，连做医生的人数都不够，更遑论增加好医生的数量。

而打破垄断，让医生自由定价，自主管理自己的病人，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有大量的好医生。不要担心医生自由定价会出现逆天的价格。一旦放开，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竞争会很大。谁也不敢定一个让自己作死的价格。而且竞争一起来，医生愿意多看病人。医生自己也愿意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服务水平，这样好医生的供给会持续增加，价格自然会到合理水平。

此外，价格起来，就再不会有那些病人，为了开一个月不变的处方，非要挂我的号（反正只有20元，他们也不心痛）；也不会有那些病人，挂我的号，只是要我开一个病情证明；更不会有那些病人，挂我一个号，只是来看看我长得什么样。这样，这些余出来的号，多出来的资源，自然就会流到那些真正需要找我看病的病人身上。

另外，医生会加强效率管理。他们自己都会聘请自己的助理，医生助理会和患者直接联系，有助于让发现那些需要提前看，提前处理的病人，会更好救治更需要救治的患者。

关于打破垄断和如何实现平等公平，有些话不方便说，以后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可以谈得更细一些。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金钱上的平等比权力上的平等进了一大步，要实现最终真正的平等，这一步终究是必须要迈出去的”。

最后，对那些思维简单，动辄要打要杀的人分享一下自己思想的成长经历。

年轻时，痛恨小偷。有一次，愤怒之极也说过：“凡是小偷，逮住了。就判死刑，我就不相信还会有小偷”。一我尊重的长者听到了，问我：小杨，小偷在这社会会不会完全消失？我想了想，答：不能。他又问：“那不能完全杜绝小偷的情况下，偷一点东西就判死刑。那小偷偷东西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会怎么做？”我一下明白他的含义，小偷会杀人灭口。因为逮着就是死，绝不能被人认出来。看吧！看起来严酷却有失公正的法律，杀掉的不只是小偷，还可能是被小偷偷的无辜的人（不过，这些人说不定也是小偷死刑的赞成者）。

思维请不要太简单。当我做了20年医生后，慢慢成长中更明白了，所有的政策的制定，不是严格就好，而是要公正。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不也当如此吗？

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