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的得与失

笔者不对医生取消编制有任何担忧，但对医院管理层仿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心存疑虑和担忧的。原因只有一点，国内一直以来依靠行政指派的各级医院院长们，会具备香港同行那样的开明进取和法治思维吗？公立医院院长长期以来半医半官的身份，导致医疗行业的贪腐处处都有院长落马的身影。这毕竟是现实情况，若真到全面推开时，遍地哀嚎仿佛都己响在耳边。

但不管怎样，对取消医生事业编制，笔者毫不迟疑地点赞！医生是很特殊的职业，但并不能由此要求医生是一群特殊的人。七情六欲人人皆有，医生也无例外。医生更不是圣人，但在当下，他们却背负了太多不该背负的伦理道德。

近几年来医闹、紧张的医患关系导致医生群体普遍没有安全感，这也确实让新人心生畏惧。多年医者辞去工作另寻它路、医学生新生入学率持续下降等现象，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而笔者身边的学弟学妹毕业后通过“九拐十八弯”进入医院，又退出来进入市场择业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其实与马云语录大致相同：钱拿少了，心里委屈，看不到个人发展前景。

通过五年寒窗甚至更长时间的苦读，真正进入医院体制圈后才发现，一切原来只是看上去很美，事实却不如人意。且不说上升渠道得排资论辈、苦撑苦等五年八年的，就学术上想有所建树也要面临不公平的竞争。这一得一失，得的是编制内的福利，失的是在享受编制内福利的同时，所带来的温水煮青蛙式的不思进取，只求无过不求有功的上进心。

脱离编制，少了不得不从的“潜规则”

笔者长期在医疗行业工作，对体制内的各种规则所带来的奇怪现象有着深刻体悟。刚入行时以为只有在大医院里工作才能有所建树，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名医并不在医院，而在民间。脱离编制虽面临一定的资源匮乏局面，但现实是既然医院内的这些资源要通过漫长等待才能有机会获得，还不如先自走一步。脱离了编制，不再受体制内各种束缚，也就少了很多曾经不得不从的“潜规则”。比如，要分出精力专营于体制内的“人情世故”；比如，稍有名气就将患者交给下级医生，往来穿梭参加一些没价值的学术交流，更别说迫于收入严重与付出不对等（与港澳台和发达国家相比，或欲壑难填者除外），明里“潜规则”暗里“明规矩”地看钱开药，都让医生群体被外界误读。尤其是少部分“苍蝇屎”之流，其行为被世人诟病，更为医者不齿。但究其原因，还是体制这无形大手在起导向作用。

取消编制，也许是当前医改的需要，在我看来更是医生这一职业自身发展改变的需要，一切是为了变得更好。改变必有阵痛、有不满，但要让救死扶伤精神成主流，所学得于精进，所长得以造福大众，人生价值得于体现，也让社会大众修正对医生群体的评价，就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因为于己、于人、于国家都有利。取消编制，让平庸者无温床可躺，让真正勤于钻研、具开拓创新精神的医师在公平公正的环境里专于所学，攻于精研。没了依靠就自力更生，没了编制就艰苦创业，说不定反而会得到百花齐放、众铄成金的结果。所以笔者认为，取消编制是必然的结果。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送出去还要请回来

但是，笔者在此建议，改变的阵痛不能让医生独力去承受。脱离了编制，医生在收入上、心理上必有所影响，这会涉及到每个个人乃至其小家庭。取消编制，并不是一味地把医生简单野蛮地推向社会，单纯地搞市场化。笔者认为，取消医生编制这一举措的初衷，是为调配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给医生整个群体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和生存空间，让其更好的服务于大众。针对医生这一群体所实施的各种举措，稍有不慎必会影响社会这个“大家”。所以，各种政策的实施必须本着“扶上马还要送一程，送出去还要请回来”的原则去开展。

首先，医生就国家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稀缺资源。“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是指在医生脱离编制真正转为完全聘用制的这段时间，给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予以过渡助其适应；同时制定更多方便有效地利于医生多点执业、学习提升、发挥所长的政策、渠道和保障条件。营造更好的环境，助推其稳步脱离原编制，适应新环境，真正有序地释放调配后的医生群体造福大众的规模效应。

其次，“送出去还要请回来”，就是在脱离编制后，对自主创新能力强，研究成果确有价值，服务大众效果明显的优秀医生，以社会推选为主渠道，不讲年龄大小，不论资排辈、不看职称职级、不论学术高低，不看来自哪里，积极主动地实行“特殊”政策，助其将自身所长和成果在政府集中资源的扶持下，发挥得更好更远。例如在聘用制的基础上给予特定的扶持政策和个人激励待遇等。唯事实论，有上有下、有进有出才是真正的公平有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医生在取消编制时，不恐慌、不疑虑、不拒绝，心有底气，所愿可期，自己和家人都能看到更好未来，积极主动地响应和推动各项政策的实施。

幸与不幸，前三十年看编制，后三十年看自己。在当前，取消编制对广大医生来说，也许正是一种改变自己未来的机会。无论怎样，改变总会带来创新与进步。因此，笔者认为，取消编制，对广大医生尤其是青年医生来说，不失为一种机会，心朝未来，当该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