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药制度的执行、基层医疗体系建设的完善，过票成本越来越高，快批公司加速死亡，导致代理商和工业企业过票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近日，辽宁省在新一轮基药采购中表示实行“两票制”。同期西藏也透露，为规范药品采购，将执行“两票制”。从最早提出“两票制”构想的广东到严格执行此政策的福建，以及浙江、宁夏的相继跟进，“两票制”会否在全国范围展开引来业界强烈关注。

记者采访得知，其实招标中是否实行“两票制”已经不那么重要。近年来，随着省级招标和全国基药制度的执行，新版GSP认证中货、款、票一致的要求，以及药品监管码体系的建成，挤压药品中间环节加价的初衷已经逐步达到。同时，从执行情况看，“两票制”在抑制药品价格虚高中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由于每个省招标政策和经济情况不同，“两票制”是否可以通用也没有定论。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上述政策组合拳的出击，医药商业的新格局将形成，大批中小商业企业面临消亡或者转型，而大型商业公司将更多地承担起全国物流配送的作用。

过票时代终结

“两票制”要求生产企业至配送公司开一次发票，配送公司至医院再开一次发票，其初衷是减少中间环节的加价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医药卫生行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刘煜告诉记者：“招标形式发展到现阶段，‘两票制’实行与否实际上都不重要了，其他因素已经慢慢开始决定企业再也不能走多票制了。”

新版GSP要求年底前所有票据之间的货、款、票一致，CFDA要求今年年底前实行监管码体系，再加各地的招投标，“这些措施一旦实行，任何企业都不能再进行过票操作。”刘煜表示，随着基药制度的执行、基层医疗机构体系建设的完善，过票成本越来越高，快批公司加速死亡，导致代理商和工业企业过票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对此新形势，广东良方药业有限公司总裁柯华松也深有感触，“包括‘两票制’在内的一些政策的执行对商业公司的业务影响很大，而且随着医药经济增长放缓，整体需求不足，商业公司转型的局面十分迫切。但是，小企业很难向配送商转型，向配送转型也只能向乡镇、基层医疗卫生所、卫生站沉淀。或者直接转向零售市场、医疗器械、保健品等大健康产业。”

“国家的各种政策均已表明将改变商业结构，扶持大企业，淘汰小企业。”柯华松表示，现在的招标中，都是生产企业决定配送企业，生产企业肯定会选择大的配送公司，尤其在实行“两票制”的情况下。而且在配送领域，国药、广药、上药等配送巨头在各地已经部署完善，并且资金足，品种多，也具有规模效益。

“市场里真正需要存在的是做配送业务的商业公司，一大批过票公司的出局是产业发展的必然。”刘煜认为，现在中国有1.3万多家商业公司，真正需要的只有一两千家，其中有1万多家商业公司都是要消亡的。其实，当前已经形成了国家级和地方级大型配送商鼎立的商业格局。每个省份都是大概5~6家商业公司占据80%的药品配送份额，集中度已经很高。

不能仅靠“两票制”

商业公司集中度虽然大幅提升，但出台“两票制”的另一个考虑，即降低药品价格虚高的作用貌似没有显现。对于严格执行“两票制”的省份福建来说，财政部厦门专员在调研报告中指出，“两票制”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中标药品中间流通环节等积极作用，但还没有起到应有的抑制药价虚高的政策效应。

“‘两票制’优化了整个供应链条，但是把更多的费用从‘明’转‘暗’，对企业来说并没有减少任何成本。”某企业人士向记者透露。

“‘两票制’的实行会影响价格，但不一定能降低价格。”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孙振松告诉记者，虽然“两票制”能优化渠道，但能否真正调整企业的成本结构或者医院的费用，可能未必有直接关系。

“确实，药价虚高不是一个措施就可以抑制的。只能说‘两票制’是抑制药品价格虚高的一个有效手段之一，单靠‘两票制’不可能完成抑制药价虚高。”刘煜表示，药价虚高最根本的原因来自医疗机构本身的成本构成、利润来源，以及筹资体系的不完整。

另外，“两票制”在某些地区可能也未必适用。当前也有一些其它票制的应用，例如由生产企业向医疗机构直接配送(即“一票制”)，或者在偏远地区的药品配送服务，在“两票制”基础上调整的“两票半”等。

面对几种方式，究竟选择何种票制?对此孙振松认为，“将来一定是多种模式并存。”而且模式必须要经过市场检验，即医疗机构买单、企业获益，最终患者受益的多赢局面，通过检验存活下来的模式才能推广出去。

每个省份的经济和医疗情况不一样，最终的模式一定是符合每个省实际的情况。像西藏有很多地方十分偏远，单纯实行“两票制”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