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品定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启动了。

近日，国家发改委向8个医药协会征求意见的《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引起热议。《意见稿》的主要内容是，取消药品政府定价，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让药品实际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2700余种国家定价药品有望实现市场化定价。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原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限价或出厂价格。

虽然减少一道管制闸门，但部分医药企业却反应平平。一位券商人士表示，由于对药价影响更大的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改革方向仍不明确，因此此次取消政府限价的政策仅对于血制品行业等市场准入非常高、相对竞争并不充分的领域有所利好。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取消最高限价，并非完全放任不管，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仍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支付标准，这将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过，药价改革若想落地和有进一步作为，在将来取消现行的统一招标制度，放开医院自主采购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内容。”他说。

药价全面放开

《意见稿》指出，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国内药品将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而药品的实际交易价格，则交给市场竞争形成。

据了解，目前，政府定价药品范围有六类，包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预防免疫药品、医院精神和麻醉药品、专利药品以及低价药品。

此前，药改的“最高零售价”制度备受指责。我国医院临床使用的廉价经典药约300~400种，数量虽不多，却解决了患者约80%的用药问题。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逼近甚至超过售价，许多经典廉价药纷纷从百姓视线中消失。

在一位行业人士看来，造成廉价经典药不断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药品定价机制导致廉价药淡出。“而随着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的上涨，廉价经典药的成本不断上升，我国现行的药品定价机制不科学，使得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的盈利空间太小，企业缺乏生产和供应廉价经典药的动力。”

此次定价机制取消后，几类特殊的药品价格该如何把握呢?《意见稿》中表示：一是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医保支付标准，引导市场价格合理形成;二是专利药品(包括医保目录外的专利药品)、独家生产的中成药等市场竞争不充分的药品，建立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格;三是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通过招标采购或谈判形成市场交易价格;四是一类精神、麻醉药品，仍暂时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

这就意味着，占据中国庞大药品市场23%份额的政府定价产品，将正式放开“计划”定价形式，交由市场来决策。

从上述定价机制来看，医保支付价主要由人社部来主导，而招标采购价则由卫计委来主导，精神、麻醉药品等定价权仍掌握在发改委手上。

对于药价即将全面放开的消息，行业人士认为，价格管制放开后，企业可以根据成本和市场自主定价，这样相对更为合理。最起码能够对企业减少一些亏损，甚至有微薄的利润存在，产品的造血机能会得到恢复。

民族证券医药分析师张树声告诉记者，此次取消政府限价，影响比较明显的是血制品行业，目前血制品产品供不应求，取消最高限价将给该行业带来实质性利好。

张树声认为，取消政府最高限价之后，未来的定价体系将由招标、医保支付来绑定实际价格，此前在招标过程中，由于发改委的最高零售价限制，治疗效果不明显的药品由于价格相对便宜，在招标过程中往往能获得较高的打分，而今后这类药品的低价优势消失，未来具有良好药效的药品将会取代这类药品。

对此，亚宝药业集团销售总监洪舟告诉记者，此次发改委放开最高零售价对公司并未带来太多影响，公司的小儿腹泻贴为独家品种，但是由于目前销量并不大，因此未带来太多实质性利好，而对于公司的畅销品种丁桂儿剂贴而言，由于其为OTC产品，价格竞争早已经市场化，因此对其影响并不明显。

此次取消政府限价，可谓是发改委对此前取消低价药限价的延续。早在今年5月份，发改委就已经宣布，为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方式，对现行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取消以往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格，改为在单品种日均用药费用标准内，由生产经营者制定具体购销价格。

争议招标制度

由于医药企业更多地与招标部门打交道，因此对于取消政府最高限价这一事件，多数医药企业并未乐观，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企业董事长表示，“如果药品招标先行政策继续维持不变，这对于医药企业并不算一个利好消息。”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药品招标采购权力掌握在各地卫计委系统中，实际招标价格由它们制定，而这一制度在实施中积累的问题饱受诟病，不少企业曾抱怨过招标弊病，不过此次药价改革之风似乎并未吹向药品集中采购招标。

对此，长期呼吁药品招标改革的于明德告诉记者，此次放开药品零售价，建立医保支付价格体系，总体上来说是更加积极的信号，靠市场配置资源终于在医药领域落地，不过如果要达到更为充分的市场化，政府与市场则应该各司其职。

于明德认为，新建立的医保支付价定价原则，对每种药品应采取“中位价”原则，即采取5年来31个省市自治区中标价的中位价，这是一个最客观的价格，可以最大幅度地减小偏差。此外，对于同一名字的药品，应该采取同名同支付的医保支付原则，过去由于单独定价造成同名多价，对于大多数医药企业来说并不公平。

“医保支付应该采取同一碗水端平的报销政策，同一名称的药品，让消费者自己来选择由不同药企定出的不同价格，高于医保支付价的由消费者自己承担，这样既可以让医保基金惠及更多的人，也可以让医药企业更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对于医保目录中的独家品种，医保支付定价也应引入谈判机制，医保目录外的独家品种，则与政府没关系，自费药品并不加重政府负担，可以交给市场去选择。”于明德补充说。

尽管如此，上述政策依旧不能阻止放开之后药价虚高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意见稿》中提出了医院采购时可谈判，给医院降价动力。

于明德提出让本身最了解药品质量、价格的医院主体参与招标采购，并规定节约下来的金额归医院，这样医院才会有动力节约采购成本，并主动查处收取药企回扣的医生。

对此，张树声也表示，如果以节约采购成本为目的医保支付方案得以在医院中推行，将会有效遏制医生拿回扣的现象，这对于A股中，销售费用畸高的上市公司带来利空因素，一些过度竞争的药品企业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

“人社部管理的医保支付体系主要是建立在节约社保资金的基础上，因此凡是利于节约资金的政策和建议，推行难度并不大，关键是药品招标采购权力掌握在各地卫计委系统中，实际招标价格由它们制定，而这一制度在实施中积累的问题饱受诟病。”于明德告诉记者。

对此，于明德在此时对于取消省级联合招标的想法更为强烈，他认为药品的采购主体是医院，药品招标应该由医院自己招或联合招标、委托招标，前提是节省的采购资金能够归医院自己。

而国家卫计委药政司一位官员近日也对外表示，药价松绑看起来很美，但远没有料想的那么容易。“药价放开后，如何与医保报销制度衔接，又如何与卫生部门的招标制度衔接等，这些都是大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