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正式生效，进一步降低医师多点执业的门槛。如果说几年前医务部门对医师多点执业从“禁止”到“默认”是医生“走穴”问题倒逼的结果，那么，今天医疗机构逐步放宽多点执业，则更多反映了医政部门藉此推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深意。但从近年医师多点执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在促进医务人才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限，甚至与政策设计初衷相去甚远。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医院对高端医务人才的行政性控制，导致多点执业医师不能真正摆脱原单位的支配。

多数大医院地处大城市，工作生活条件好，福利待遇相对较高，加上医务人员难以割舍事业单位身份，医院总能凭借职务晋升、职称评比等优势“抓手”对多点执业医师进行“遥控”。目前来看，多点执业政策的放宽，只是为医生从“被动接受制约”变为“相对自由发挥”创造了条件，而其对高端医务人才的“跳槽”式流动、对医务人才的合理配置等推动很有限。因此，只要医生的劳动人事关系仍然受制于原单位，医生还没有从“单位人”真正转变为“社会人”，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就只能浮于表层，难以有实质性改变。

二是大医院对高端医疗资源的广泛性占有，导致多点执业医师不愿真正离开医院平台的支撑。

“红花总需绿叶配”，再好的医生，也需要医疗团队的默契配合，更需要完善的硬件设备，特别是西医外科医生，对大医院的技术积累、人文理念、美誉度等依赖性更强，多点执业医师离开了这块赖以成名的“金字招牌”，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离开了赋予他力量的大地母亲，纵有万千本事，也难以落地施展。从实际情况反馈来看，也确实如此。由于一些基层医院各项设施落后，术前检查、器械质量、药物供给、麻醉护理、会诊合作等一系列条件难尽人意，医生的治疗手段往往达不到病人所期望的效果。因此，过分强调医生个人的医疗技术，忽视治疗过程的系统性、关联性和配合性，非但不利于医疗过程、结果的安全有效，而且也会降低多点执业医生的“口碑”。

三是大医院对优势医术资源的垄断性把持，助长了多点执业医师的技术保守思维。

医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更是一门经验科学，名医的炼成，大多需要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医院的迷信，导致大医院病号多、重症多、疑难杂症多，医生在大量的实践中容易积累起丰富的医疗经验。这些技术往往掌握在少数资深医务人员如科室主任、中级职称医师等骨干成员手中，即使允许多点执业，也并不代表人才交流的总体生态好转。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有资格得到基层医院邀请的高端医师总量并没有增加，只是大医院的名医临时转移到基层医院，因此高端医务人才资源紧缺的状况依然如故。另一方面，名医“走穴”来去匆匆，很少以技术传播为目的，对基层医务人才的“传、帮、带”反应冷淡，因此，基层医务人才难以藉此得到有效培养，队伍难以借机得到有效锻炼，医疗技术也就难以得到有效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名医多点执业助长了基层医院“临时抱佛脚”的惰性思维，导致管理层培养高端人才的主动性、计划性渐渐丧失，这也无益于基层医院的长远规划和发展。

四是医生多点执业的路途时间成本，反而加重了基层患者的医疗费用。

由于名医紧缺，有时聘请名医需要基层医院和私人关系的双重发力，不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受到百姓质疑，还会因为对名医的“竞聘”使得“看病难”问题得到人为强化。此外，多点执业可能减轻了基层患者前往上级医院的劳顿之苦，却增加了多点执业医师的路途时间成本，而多点执业医师的精力或时间成本要远远高于患者的时间成本，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患者向基层医院和“走穴”名医支付双重费用的情况下，“看病贵”的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凸显难解。而医疗纠纷发生后医院、名医和患者三方之间的责任划分，以及患者追随名医前往大医院继续治疗而引起的基层医院病员流失，都是相当棘手的难解之题。

因此，笔者认为，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单兵突进”在缺乏相关配套政策跟进的窘迫情形下，已越来越显示出相互掣肘的疲态，仅仅止步于推行多点执业政策，绝非治本之策。“扬汤止沸”莫如“釜底抽薪”，只有彻底铲除制约医师自由流动的土壤，真正将多点执业医师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才能在标本兼治中彻底走出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困境。

医改观点 ——叶贤圣专栏（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