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后，时任原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就预言：“看病不贵”是暂时解决不了的。这其中的关键是体系和制度的建立，这是两三年内无法明显见效的。他认为，具体看病贵不贵，不要只看比例，要看绝对数的支出。

医改虽然已经进行了5年，但是它所存在的问题，仍没有跳脱五年前廖新波所说的范畴。

对于被“出局”的廖新波来讲，也许很多人感兴趣的是官场潜规则，而他自己就处于潜规则中。“假如人家说，你是不是说得有点多了，多是多，关键是有没有说错，不说话，难道就是一个好官了吗？我可能说多，但是我没说错。如果说错，领导会找我谈话，媒体也会封我。”廖新波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没有后悔过。

在他的世界里，中国的医改到底是什么样子？《第一财经日报》与廖新波一起剖析了他的医改观。

第一财经日报：从你任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之后，一直从事医政工作，对中国的医改一直持续关注并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你认为当前医改存在什么问题？

廖新波：我对医改的呼吁集中点、关键词是政府的投入。医改五项工作：基本保障制度、公立医院改革、公共卫生、药品流通、基本药物这五项哪一个不需要投入？这五项改革除了基本医疗卫生体系，政府是投了钱的，其他没有投很多钱。

这是医改里面很欠缺的。李克强总理也说，基本医疗是政府的责任，要管好县级医院，也认识到基层的重要。强基层保障网是建立了，但是网口很大兜不住。看病难、贵还是没解决。

基本药物制度是政府保证基本药有得用、不缺药。现在我们是作为一种考核，实行了零加成，又没有政策的补偿；实行了收支两条线，但又没有很好的激励制度能让医生安心看病，去做好基本医疗。

从我的观点，如果要想医疗下沉的话，在基层的人开不到药，那病人肯定要往上走的，从这点来看又应该开放。如果基本药没有保证，基本药物制度就是失败的。现在就推出低价药制度，不限价限金额用量，这就是在不断纠正错误，其实这些我一直都在指出不足，一直在呼吁。

日报：在公立医院改革上，到底哪种方案才是切实可行的？你怎么看待现在正流行的“药房托管”？

廖新波：2004年来，那时候还没有医改不成功的报告，我就已经开始研究医改。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管理，要去改变当时所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正是由于这两句话的出现才开始医改。

医院的管理工作经历，给我以后的医改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的财务问题不透明，也没有监管，就算有些地方有财务总监，那也是自己的内部总监，上级都没有监察。存在两套账单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事一查，法人要背负责任。现在没有人去查，放任自流，就像脱缰的野马。

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我也很早就提出了，我是看到医生往上跑，多少钱投入到基层都没有用，石沉大海。这个说起来，病人观念、医务人员服务水平、报销制度都在制约着医院。

在药物制度改革里取消以药养医依然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补偿没有跟上，不能真正做到零加成。药品流通改革其中说要取消药品加成，现在反而出现很多像药房托管乱象出来。

所谓的药房托管其实就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本来是医院与托管公司在分利益，没有切断药品加成，也没切断药品回扣。这样一种做法也没有人去禁止。

日报：对于医改，你曾经说了很多真话，甚至直指一些问题的核心所在，你觉得哪些真话可能让人难以接受甚至误解？

廖新波：首先是医改新方案年底是否出台的问题。当时有领导说在2007年年底出台，我说年底出不来，没有两到三年是出不了台的，果然在两到三年后才勉强出台。方案出来也有可取之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文件，我形容就像在月光下行走，很美丽很憧憬，但是漆黑的路怎么走？摔倒，什么时候到天明？另外又形容是月光下行走，落不了脚，漂浮着着不了地。

这就是我的一个判断，事实上到第7年，我们再一次提出整体推进，也就可看到我们遇到的问题。医改进入深水区，深水区意味着什么，就是利益博弈，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去蹚这浑水。

其实这5年在微博中都反映出我的担忧。我从没变更我的观点。从一开始，医院的状态就是医院反哺政府，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观点。但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事实上的，也是一直我们没有去纠正的问题。

对于药价虚高的问题，我剑指发改委，虽然说出了事实，但是也有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不高兴。

日报：对于医改中存在的问题，用你的医改观，该如何改下去呢？

廖新波：我的医改观，是三个回归。首先，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回归。因为现在国际普遍认为我们并不是公立医院，这是个大家认定的事实。因为政府没有履行到责任，医院是在市场上奔跑，趋利行为严重。医院的发展也是通过这样的政策发展，不是通过政府投入，所以公益性一天不解决，看病贵、看病难依然存在。

第二是医护人员劳动价值的回归。医改讲公益性和积极性，积极性从哪里来，就是从劳动价值能不能得到认可。现在不管护士、医生看一次病多少钱？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医生价值的不认可，造成很多医患矛盾升级。连白岩松也讲，不尊重医生就是不尊重生命。这些都是基本达到共识的一种缺失。

第三个是尊重生命的价值观的回归。这个跟前面讲的医生的劳动价值不一样，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包括医生、政策、病人各方都要尊重生命。以药养医就是不尊重生命，用多开药来赚医院发展的本钱是有违伦理的。

整体医学素养的下降、过度医疗是对病人的不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要贯穿医疗改革的全过程，投入的不公平不是政府的行为，政府应该维护公平。

有资料表明，政府64%的钱是投在城市大医院，县级医院才百分之三十多，其他百分之十几。这样的投入缺陷是基于以疾病为中心的投入，而不是预防，所以我们对健康教育做得很不好。

强基层、保基本，保什么，我们内容也不清，所以县级医院业务量不断上升，是不是真有那么多人需要看病呢？为什么病人越治越多？原因是不注重预防，小病大治。我医改的梦想是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个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是解决基本的而不是统包的。

基本医疗是根据财政支付情况而实施的。基本的内容还没有确定。基本医疗不是全部报销的。如果我们控制了过度医疗，加强社区医疗，那就更有可能实现了，现在过度医疗浪费很严重。

日报：政府该怎么投入？投到哪里？具体的措施是什么呢？

廖新波：首先，建医院，政府投入，然后按市场定价，减去成本。我们现在既没有投入，全部按照市场价格运作的。如果政府投入进去，把投入的减去，成本就会低于民立医院，那参保就按这个计价，不参保就按市场价计，不就解决了。

在香港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和自由执业医生的收入平均相差不多，政府就是按照市场价格买医生、养医生，这样群众得到的就是一种免费医疗，而不是过度医疗。杀手锏是要切断医生的各种趋利动机，药品、检查、手术等，这些都应与医生的收入无关，医生的收入完全走市场定价，发现收回扣严肃处理，这样才能解决当前出现的由大药方转战大检查、多手术的状态。

另外推动人事制度改革，医生福利社会化、评级去职称化。科研对大医院有用，但要跳出体制看问题，不是每个医生都需要有支撑论文、研究。我认为的撬动点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