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药来说，药材的品质将直接决定成药的质量，药材的质量与价格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下游工业，而前段时间业内传出中药材价格一路向下的消息，对上游种植业而言又是一场冷雨。本报记者近日走访云南迪庆一些种植基地发现，与工业化、规范化生产相比，中药材种植这个“第一车间”的运转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成为高速发展中药产业的那条“短腿”。

药农热血，市场冷面

7月正值云南雨季，山路泥泞。药农李铁梅很想带记者去参观她的当归等药材基地，但前一天大雨致使河水暴涨，路断了，只好改道去看别处的种植地。去年9月她回乡创业，在迪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兰永村的扎木迪等村民小组租2000多亩土地用来种植药材，“自家土地只有20多亩。”记者看到，中药材秦艽的种植地里有水淹过的痕迹，可以预见会减产，但自然灾害还不是药农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李铁梅算了一笔账，租种土地的成本是每亩600~1000元，为此已支出163万元，购买农家肥、落叶松针每车700元，共计支出146万元。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工成本是药材种植的另一个“吃钱重头”，去年9月至今，雇工工资已花去近300万元。“之前农技人员说秦艽生长周期总共只需要除8次草，现在都已经是第6次了。”李铁梅指着杂草丛生的秦艽苗田感叹，除草全靠人工，80元/人/天，忙季最高涨到150元。而按照现在木香的价格，400亩的木香肯定要赔钱了。不过，由于已与药商签定1300多万元的订单，未来还是有前景。

除了公司，这位药农还牵头了一个中药材种植采收的合作社。据记者了解，合作社是一种更松散的模式，广泛存在于维西县以及全国各药材产区。“基本上每个村镇都有一两个类似的种植大户，有的注册公司，有的是农民组成的合作社。”维西县农科局主任科员陶兴告诉记者，公司比较紧密，合作社更松散，总体来说模式都比较粗放，抗风险能力差。云南省药材公司技术人员李进瞳则表示，去年其下乡做调查时，亲眼看到一家租地种植中药材的公司赔得很惨。

“药农与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个很大的问题。”昆明理工大学生药所教授崔秀明说。崔教授外号“崔三七”，主攻研究三七，两年以前崔秀明就已发出三七种植量过多供过于求的市场风险预警，彼时三七价格还在高位运行。今年春节后，三七价格已迅速下滑了三成。

近期调研后崔秀明分析得出，目前国内三七的种植面积已超50万亩，采挖量将达到2万吨以上，而食用加药用的总市场需求不超过1万吨。“今年三七上新后，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

产业化难，管理粗放

“维西县塔城镇巴珠村药农何志荣也牵头了类似的合作社，主要种植滇重楼。他高兴地告诉记者，目前这种药材的价格已涨到600元/公斤，“自家种植的品质更好，价格更贵。”

“这种药材是典型的供不应求品种，目前国内需求量每年大约在1000吨左右，供给量只有300吨左右。”云南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刘大会表示，滇重楼从种植到采收周期较长，5年才能采收种子，根茎十年才能入药。近年来由于该品种价格一路攀升，迫于成本压力，部分企业含滇重楼成分的产品已停产。

事实上，早在数年前，国内相关企业已意识到药材对下游产业的影响。并通过自建GAP基地、订单式合同种植等多种方式参与种植到生产的环节，但至今只有为数不多的中药生产企业实现了核心产品的核心药材自给。

“我们去年请来云药、滇虹等药企，但最终一个订单也没达成。”维西县副县长施春德说。

作为全国知名的中药材县，维西县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腹地，2013年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35万亩，总产量9247吨，中药材产值10，227万元，占全县农业产值的26.8%。这些药材一部分作为农产品在农贸市场出售，还有大部分被来往的药商药贩收购，再进入更高一级的流通市场。当地既没有中药材炮制加工，也少有与生产企业直接建立合同订单。

究其原因，一是当地药材种植产业化程度过低。其总产量及品种数量都很可观，但受地理条件限制，药材种植无法大面积连片，单品种产量甚至无法满足单家大型企业的需求。二是种植管理过于粗放。“可以说，当地的中药材种植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更别说科学规范化种植了。”同行专家指出，过于粗放的管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药材种子种源退化。“种源退化的问题在国内具有普遍性。”专家表示，这个问题不能依靠农民解决，更需要加强基础研究。

一个利好消息是：目前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中有一项是“构建国家级中药资源科研平台”。该平台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为依托，通过与各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以及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站建站单位的联动，对口合作加强科研成果向中药材生产一线转化应用。“政府搭台、学术推进，进而引导企业对接。”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黄璐琦建议。（李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