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倾销为武器，国产血液透析机生产商对进口商发起了一波进攻。

血透机背后的秘密由此揭开一角：与昂贵的机器相比，生产商从不起眼的透析管等耗材上赚取的利润同样丰厚，并且不用处处受到管制。

这个捆绑销售的模式之所以盛行，土壤则是公立医院“以药养医”形成的利益同盟。

重庆商人高光勇为国产血透机产业的生死存亡四处告状，奔走了三年，终于在商务部这里看到了一丝曙光。

2014年6月13日，商务部发出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和日本的进口血液透析机进行反倾销调查。自从1997年中国出现反倾销第一案以来，直到2011年底，商务部对进口产品反倾销调查立案共69起，血透机案则是首次对“纯医疗设备”的低价倾销问题立案。

血透机是尿毒症患者（末期慢性肾衰竭）借以维持生命的一种重要治疗仪器。虽然只是医疗设备的一种，但市场规模巨大，仅在中国就可能达到千亿元级别。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的前主任委员陈香梅院士2012年的论文显示，中国约有200万人患有尿毒症，其中接受血液透析疗法的超过十分之一。

但这个庞大市场，却长期被进口厂商占据。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信息登记数据，超过九成的血透机设备和超过八成的血液透析耗材为进口产品。

商务部的调查，源于高光勇创立的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外山公司）联合另外三家企业向商务部递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山外山公司是一家民营血透机生产企业，目前占据国产血透机的六成市场份额。

从海关数据来看，过去三年，欧盟、日本两地区的血透机进口均价由每台1.09万美元降至0.99万美元，也就是人民币六七万元。不过，这些机器在其本土却要卖到1.3万-1.6万美元。也就是说，进口血透机在中国的价格反而比原产地要便宜。

高光勇和他的同盟者们认为，这是在向中国低价倾销。

申请书是2014年4月21日递交的。巧合的是，一个月后，5月24日，在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考察时，中央领导人提出“加快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

六天后，国家发改委提出依视路、尼康等框架镜片生产商和博士伦、强生等隐形眼镜生产商违反反垄断法规定，责成北上广三地的价格主管部门对其罚款，共计1900多万元。

又过了十来天，商务部对血透机反倾销立案调查。

一位商务部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次对血液透析机的反倾销立案，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响应“加快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的号召。而具体承办这起案件的，是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所辖的进口调查二处。该局是2014年4月，效仿欧盟做法，由产业损害调查局和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合并而成的。

悬崖边上的国内企业

高光勇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墙上钉了一张纸：“董事长卧薪尝胆处”。在夏天到来之前，这里真的挂着苦胆。至今，下面的地毯上依然残留着黑迹。

“提出申诉的这几家国内厂商现在都是站到了悬崖边。”国内另一家较大规模的血透机厂商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国内厂商们想方设法四处举报希望能打击进口厂商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本土血透机发展历史还很短。2000年左右，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暨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这两家本土份额最大的企业几乎同时起步，研制自己的血液透析机。创业十四年，高光勇的国内同行现在仍然不到10家，市场份额不足10%。

目前国内接受国产血透机的医院还不多。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走访了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重庆西南医院。病人们脱了鞋熙熙攘攘地在大厅里等待血透，趴在窗口的护士听到问国产血透机时眼光惊异，“不知道国产血透机怎么样，我们从来就没用过国产的。”

“客观来说，现在国产机的质量和效果同进口机相比进步很快，售后服务还比国外好，价格又便宜。”湖南省湘雅二医院的肾内科主治医师刘伏友说，湘雅二院2006年起开始尝试国产机至今，“但在我们医生看来，还是认为进口的机器更靠得住”。

坚持用国产机还容易遭到患者非议。沈阳市苏家屯区妇婴医院的院长徐铁兵直言，2011年成立血透科时，为了照顾农民患者买了五台价格便宜的国产机，但也为了迎合部分患者，买了一台德国费森尤斯（Fresenius）的进口机。“还是得买台进口的，哪怕就是摆着。”费森尤斯占据了中国血液透析机的最大市场份额。

2011年前后，一直居高不下的进口机开始降价了。

2010年黑龙江省卫生厅困难市县医疗设备采购招标公告显示，购买的两类血透机单价分别为40万和17万；到了2011年，江西省医疗系统向费森尤斯购买的低端血透机单价就只有6.6万元了，甚至已经比部分国产机更便宜。

血透机虽然只是一种设备，但市场却十分庞大。

根据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刘志红院士的论文，慢性肾病消耗的卫生资源巨大。在美国，此类患者仅占医疗人群的6%，治疗费用却用去了医疗预算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全部肾病末期患者都能血透治疗，预计医疗费用将超过1000亿元。

每个尿毒症病人如果选择血液透析治疗，到后期每两天要透析一次，每次4小时，透析一年就要花费近7万元，往往被作为“因病致穷”的典型。在2008年尿毒症被纳入医保之前，其患者不堪经济重负而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甚至还有人自制血液透析机自救。

随着尿毒症被纳入医保，患者的经济压力稍有缓解。2012年，作为八项大病之一，尿毒症又被纳入大病保障范畴，医保补偿数额高达80%-90%。

本以为此后国产血透机的市场将会迅速扩大，但没想到的是，也是从2008年开始，国产血透机的增速开始下滑。以重庆山外山为例，市场增长量从此前的每年30%-50%降为20%。

作为国内最大的血透机生产企业，高光勇牵头成立了中国血液净化产业联盟，到处呼吁保护民族产业。

2011年，江西省招标，点名要“进口品牌”，招标参数也是照着跨国企业来的，标书甚至限制了进、出水管的颜色。招标之后，高光勇不服气，先向相关部门投诉，转而把江西省财政厅告上了法院，说他们未能阻止违法招标行为。2011年8月、2012年2月，起诉分别被南昌市中院、江西省高院驳回。2013年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终于拿到最高人民法院责成江西省高院重审的通知。

高光勇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墙上钉了一张纸：“董事长卧薪尝胆处”。在夏天到来之前，这里真的挂着苦胆。至今，下面的地毯上依然残留着黑迹。

以反倾销为武器，国内血透机生产企业向国外生产商发起了进攻。图为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公司的血透机运行试验室，该民营企业目前占据国产血透机的六成市场份额，也是此次反倾销调查申请的牵头者。

血透机与耗材的秘密

实际上，“不起眼”的耗材和看上去很贵的血透机相比，赚了差不多的钱。而企业送给医院血透机这个办法，既绕开了血透机的招投标，也绕开了耗材的招投标流程。

长期以来，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公立医疗服务机构被允许在医疗设备、耗材、药品采购价的基础上加成15%，“以药养医”就此而来。在这一背景下，医疗服务机构天然倾向于采购更贵的设备、耗材与药品——1000元的15%显然比100元的15%带来的利润更高。更何况，公立医院占据着垄断地位，并没有多少动力去压低价格。

但奇怪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下，血透机的价格一直在下降，甚至出现了“白送”给医院的情况。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的一份外企合同显示，生产商与医院采取的方式是“买耗材送机器”。

合同显示，乙方公司提供一百余台血透机，总价值逾2000万。协议期内，乙方保留所有权，甲方医院享有使用权，相当于将这些机器无偿“借”给医院，协议期10年。

“无偿出借”是有条件的。协议期内，医院要向公司购买不少于3500万元的各类耗材，其中血透耗材不低于1000万，还要承诺每套血透耗材价格在200元以上。如果医院违约，就要按照市价买下这百余台“借”来的机器，并在三个月内付款。

耗材，是指在血透时所需的一次性消耗品，包括透析器、管路、置换液和针头等。市面上，每套耗材的售价约在100元左右。

这笔账很容易算：该合同规定的最低端耗材价格为200元左右，高于市价100元左右。以目前国内医院每台机器每天使用2次的频率，该公司一年在耗材上就能多赚730万元。协议10年，总赢利超过7000万。这还不算它所要求销售的其它耗材。

这是一个曲线赚钱的办法。

名词解释

倾销：2001年国务院公布，又于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同时规定，“对倾销的调查和确定，由商务部负责。”

卫生部明确规定，医疗器材的采购要走招投标流程，公开可查。然而企业送给医院血透机这个办法，绕开了招投标。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几家国内血透机生产厂商的负责人都讲到了这个业内“公开的秘密”：跨国公司与医院合作，承诺白送机器，条件是医院以固定的数量或是年限，购买该公司提供的耗材。而这些耗材的价格往往远高于市场价。

在中国血液净化产业联盟向纪检部门投诉的举报书中，列举了沈阳、湖南、重庆等医院与几家欧洲、日本跨国公司签署此类合同的案例。

依照陈香梅院士的数据，中国约有27万血透病人。反倾销申请显示，2013年全国透析机有2.5万台。算起来，“不起眼”的耗材和看上去很贵的透析机相比，实际上赚了差不多的钱。

除了价格，跨国公司还可以用机器、耗材绑定的方法拓展市场。比如选用某品牌的透析机，就只能匹配该品牌的透析器或是管路。“有的进口机必须得用自己的管子，否则甚至会立刻报警。”一位国内厂商说。

不过，“血透机＋耗材”捆绑销售的模式，国内公司即便眼红也无法实现。同一家跨国公司往往同时生产和销售透析机和耗材，但目前依然落后的国内企业，只有生产透析机的能力。

利益共同体

耗材上多出来的高昂费用，最终大部分是由全社会共同缴纳的医保基金来承担的。

在血透机和耗材的购买上，公立医院展现了以往的逻辑。

根据国家发改委会同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年发布的《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基本医疗服务的指导价格，由省或市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

而各地对医疗机械的指导定价也略有差别，但都允许加以差价。比如，根据安徽省发布的通知，对单独收费品种管理目录的医疗器械，实行差率和差额“双控”，即可以在中标价格基础上加价最多6%，单件材料加价不得超过100元。

这样的情形下，医院自然有动力采购高价耗材，因为利润更高。

具体到血透治疗价格，各省物价部门在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中多有规定。南方周末记者在网上查阅各地条例，找到了10个省市的血透费用规定。

各地的血液透析费用分别在每人每次300元至460元不等。“透析器和管线”等重要耗材是否包括在这笔费用里，不同地区要求不一样，即便同一地区不同的年份要求也不一样。

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四地明确要求这笔固定费用包含一切血透所需；浙江、河南、重庆、广东，则标明“透析器和回路管除外”；福建在2001年规定所有材料费不得另收，但2013年的新规定一面降低了总费用，另一面只说这里包含液体费，没有提到透析器和回路管。

换句话说，在许多省份，血透所需的一部分重要耗材的费用并没有物价部门的监管。

而受到物价部门规定和监管的“治疗费”，则基本稳定。数家医院的主任、护士长分别证实，无论是购买进口机还是国产机，对于患者来说治疗费大抵差不多。

然而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在尿毒症病友的QQ群中抽样了解发现，病人几乎不会也无法关注账单的组成部分，基本上都是只看总额。

之所以不太在意，与没有足够专业知识去梳理清楚有关，也与医保有关——2012年以后，血透费用的八九成都不是病人自己掏的。而耗材上多出来的高昂费用，最终大部分是由全社会共同缴纳的医保基金来承担的。

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血透机及耗材采购环节，是否还有更为隐秘的利益分享？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对象都避开了这个话题。重庆多泰医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绍晓青说：“这是医疗器械行业大家都清楚的事。”做风投多年的合伙人李水龙说：“国外机构形成了固有的营销模式，有些是不好放到桌面上说的事，还很难改变。”

据一位多年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业内资深人士透露，跨国公司除了通过经销商直接输送利益以外，还会直接以学术会议出场费的形式曲线“示好”，经常邀请专家免费参加境外学术会议（包括免费境外旅游），或者直接出资赞助国内学术会议，包括与会者的食宿、会务、礼品、旅游等费用。

立案之后

如果终裁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

如无意外，此番针对进口血透机的反倾销调查，将在一年后的2015年6月13日前结束。至多，可以延长至2015年12月13日。

一位商务部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反倾销调查中企业不合作的案例并不鲜见。如果企业认为向调查机构公开自己的资料结果会更加不利的话，很可能选择不配合。

如果终裁确定倾销成立，并认为由此这种倾销会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对涉案的欧、日企业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根据对不同的应诉公司所确定的不同倾销幅度决定，实行分别税率；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统一税率。

反倾销条例规定，如果不服终裁决定，涉案的企业可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起诉。此外，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也是途径之一。

最近一次商务部的反倾销终裁是2014年5月30日，裁定进口四氯乙烯反倾销，对欧盟的3家公司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27.6%，对美国的7家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为71.8%。

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和价格承诺的履行期限不超过5年，但特殊情况下也可适当延长。

被立案调查的企业，在调查期间，可以向商务部作出改变价格或者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的价格承诺。如果商务部接受这样的价格承诺，可以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

反倾销条例还规定了5种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情形，包括“申请人撤销申请”、“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倾销、损害或者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倾销幅度低于2%”等等。

不过，相关的外资并不太愿意说话。南方周末记者前往占中国最大市场份额的费森尤斯医药公司的上海办事处采访，被行政助理婉拒，截至发稿前尚未回复；另一家德国贝朗公司声称正在做内部的沟通协调；尼普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则表示反倾销由海外公司处理。

国内企业的联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商务部立案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当时联名申诉的有些企业却突然不愿意再露面接受采访了。

高光勇对这种现象并不意外，曾经有同行邀他一起抵制一场以外企参数量身定做的违规政府采购，不参加招投标。招标当天他没去，但对方却去了。

他拿出了“智猪博弈”的理论自嘲，大猪小猪在一个槽里等待喂食，一端是食物，另一端是开关，如果是小猪去按开关，大猪就会吃掉九成的食物，如果大猪去按开关，小猪就有四成的食物可以吃。山外山在国产血透机的国内市场占据60%的份额，就是“大猪”。

高光勇喜欢看曹操传，从小就喜欢英雄人物，他始终觉得自己对这个民族有责任。重庆山外山的院子里，高耸着旗杆，他的员工们每周一必须要8：15集合，举行升旗仪式，风雨无阻。

说完“举报”的故事，他坐在车上，突然问，“你觉得我像堂吉诃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