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医疗纠纷解决不当而带来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去年7月6日起，市医调委将调解工作划分为医疗责任评估和调解两个岗位，率先建立 “医疗责任评估与调解分开”的模式。目前该模式运行近一年时间，据医调委常务副主任刘方表示，在下一步工作开展中，评估员年龄偏大面临退休、数量紧缺等都成为下一步发展的难题。

评估人员存较大缺口

在“调解评估分开”工作模式实行近一年后，专业评估人员作为重要角色，面临一个巨大的人员缺口。刘方介绍，目前，医调委10位评估员都为60岁左右、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退休临床大夫。按照全天制工作，平均每人每月要完成25个左右的案例评估。按现有工作强度分析，这一团队需求人数几乎是目前人数的一倍。

“评估员接手案例后，要先看病历，写病例摘要，形成自己的思路和判断，咨询专家，写专家意见。在每天早上八点合议会中进行汇报，由大家讨论评价。如果病人死亡，或赔付金额在2万块钱以上，评估员还要参加每个星期三的大合议会。一个月下来，每人平均要完成25个案子，手里还压着二三十个，不断地滚动。对于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大夫来说，压力很大。”

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招募评估人员的工作还面临着不少人对这份职业充满“恐怖”、“复杂”的心理忧虑。“我们动员了很多医生，都不愿意退休来做这个工作，难、危险、恐怖、复杂，不愿意碰。”对此，刘方表示理解。然而随着这些评估员真正回家养老时间的迫近，人员招募也成为了令人头痛的问题。

调解成功率超过八成

刘方介绍，2011年5月北京市医调委正式成立，工作覆盖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约6000余家。成立三年来，共受理案件5497件，立案5294件，调解成功率82.46%，协议履行率达100%。

统计数据显示，在已经结案的4929例纠纷中，出自三级医院达到56.08%；二级医院占39.42%；一级医疗机构占2.88%。同时，在三年来受理的5000余件医疗纠纷中，如按受理的科室划分，那么妇产科、骨科、普外科、急诊科、神外科、心内科、心外科、呼吸内科排在纠纷最多的前八位。

医患双方达成协议数明显增多

按照以往工作模式，一名调解员将负责整个纠纷，从接待患者、院方到找专家评估、上合议会。但由于个人专业限制，很难做到科学严谨。从去年起，实行调解评估分开后，调解员负责将材料收集齐，转交给评估组。由评估组进行合议，形成调解建议、计算赔偿金额，并外请专家再次合议，最终形成调解建议。最大程度保证评估的公平公正。

刘方表示，医调委去年受理纠纷1864件，比前两年明显增加。一些发生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诊所的纠纷也“慕名”前来寻求调解。在医调委受理的医疗纠纷中，通过调解，患者及家属已获得实际赔偿2.4亿元。

同时，通过评估调解分开模式，与此前比较，在同样认为医院有责的情况下，医患双方未签署协议的比重较前两年有了明显的降低。也就是说，医患双方在承担责任、达成协议方面的意识都有了提高。

对话

“曾被病人打电话骂过 ”

对话人：穆苏红 医疗纠纷评估岗工作人员

北青报：很多医生退休后选择去体检机构等比较轻松的岗位，当初是什么吸引您选择这份工作？

穆苏红：确实，如果在体检机构，只上半天班，薪酬上也相差无几，很轻松。而我们往往需要半夜三更跑到远郊县的医院，安抚病人情绪。但我退休后觉得精力还行，再加上我们这些评估岗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既有临床经验，又在管理岗位工作过，所以在这个平台做这份工作比较适合，不然这些经验都浪费了太可惜。而且在辛苦的同时，也发现和病人、家属之间渐渐建立起了一份信任，这种成就感没做过这份工作的难以体会。

北青报：在和病人家属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什么委屈？

穆苏红：刚从事这份工作不久时，就被一个病人打电话骂过，最后无奈只能把电话放在旁边让他骂，真是受委屈。往往也有一些不讲道理、态度恶劣甚至精神不太正常的患者，有些人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当问题解决了，他们简单的一句谢谢，真的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北青报：目前这份工作面临较大的人员缺口，年轻人也比较缺乏，您有何建议？

穆苏红：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渐渐真正退休回家养老，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今后应该推动这份工作的职业化发展，包括职称晋升空间，相应的工资待遇等等都要完善。

文/本报记者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