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刘玉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普外科副主任

如果把医药价格捋顺，医生的诊疗服务能获得符合其技术价值的薪酬;推进分级诊疗，医生有更多时间为患者服务，很多矛盾自然就解开了。

●谈医患关系

捋顺医药价格机制可挽救医患关系

现在的医患关系总体尚可、部分紧张、局部恶劣，并没有糟到无可挽救的地步。

新京报：伤医事件频发，您怎么看?

刘玉村：医患矛盾是双方对同一件事由不同认识而引起，矛盾可以调解;但打、杀医生是犯罪行为，不能容忍。如果伤医事件再不能有效阻止，医务人员的悲愤上升到愤怒甚至愤恨，这种情绪带到临床工作中，最终受害的是医务人员和患者两个群体。

新京报：为何医患关系变成这样?

刘玉村：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集体观念到个性发挥，都急于要答案和成果，同时又对别人不那么信任。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太均衡，每天大医院人满为患，门诊医生分配给每一个病人的时间也只有几分钟。患者排了几个小时甚至一夜的队，只看了几分钟，诸多的专业医学术语没得到充分的解答，病痛没有立即消失，又面对不菲的药费账单，确实会有负面情绪。但这种负面情绪，不能上升为一种戾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新京报：您认为，这个体制该怎么改，才能扭转目前的局面?

刘玉村：首先，现在医患关系并非已经糟糕到无可挽救的地步。我觉得现在的医患关系总体尚可、部分紧张、局部恶劣。如果医改能把医药价格捋顺，使医生的诊疗服务获得符合其技术价值的薪酬，推进分级诊疗，让医生有更多时间为患者提供服务，医患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很多矛盾自然就解开了。

●谈多点执业

“我对此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现在的医疗服务格局还不具备市场化的医生多点执业范围。

新京报：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此前在北京等试点城市，医生“多点执业”的探索也遇到不少问题，比如公立大医院的院长不放人。您是这么做的吗?

刘玉村：如果医院的医生觉得自己在公立医院薪酬不高，自己又有精力、有渠道去民营医院多点执业。对此，作为院长，我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新京报：现在北大医院的在职医生，去多点执业的多吗?

刘玉村(笑着摇头)：很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地方去多点执业，社区病人很少，专业优势发挥不出来。民营医院鱼龙混杂，要找到合适的专业化平台，完全靠技术吃饭，也不容易。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服务格局还不具备市场化的医生多点执业范围。

●谈红包

关键在于建立符合医生劳动成本的薪酬体系

手术成功后，患者或家属出于尊重执意送一些非金钱的、价值不高的普通礼物，可以接受，道德上并没有问题。

新京报：最近国家卫计委要求医患签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引发很大的争议。作为医生和医院管理者，您觉得红包能靠一纸协议禁绝吗?

刘玉村：过年长辈给孩子压岁钱，晚辈孝敬老人，送个红包给母亲，孩子、老人很高兴。同样，病人经过医务人员精心诊疗，手术后康复了，为表达感激之情，给医务人员送点馈赠，按中华民族传统礼节，该怎么评价?

我认为，病人手术前为了买平安送出的红包，绝对不能收，那是对医生人格的侮辱;如果家里贫困的病人，用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卖房子、借来的钱治病，还要给医生送红包，谁收了，那叫缺德。但如果是在手术成功后，患者或家属确实从内心希望表达一份感激，执意送一些非金钱的、价值不高的普通礼物，可以接受，因为这代表一份尊重，从道德规范上也没有问题。

新京报：比起红包，公众对医生收回扣意见更大。在您看来，医生因为要拿回扣拼命给患者用贵药、贵耗材、做检查的情况是否普遍?

刘玉村：收取药品(医疗器械)回扣，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但这种现象为什么存在?根本原因还是医药价格错位。只要医改中把医药价格机制理顺了，把药和耗材里的水分挤掉，为医生建立符合其劳动成本的薪酬体系，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谈医改

分级诊疗应该“抓两头、放中间”

所谓的“二级医院”，目前地位尴尬，没有病人，医生收入低，人心不稳，不如放给社会资本改组改制。

新京报：最近不少大型公立医院都在用“金字招牌”吸引投资，在全国圈地搞“连锁”。北大医院也有这种计划吗?

刘玉村：我的态度是非常慎重。医院不容易做成连锁。即使你的牌子再大再响，想占据全国的医疗市场都不可能。医疗服务，尽管有临床路径，但不可能像生产线那样，建立标准化流程就能产出一样的产品。治病是一对一的，一个医生或一个团队，对不同的病人。

所以医院的品牌连锁经营，实际上做不到。但国家医改需要疏散优质医疗资源，医院能做的就是平衡好，准确判断自己能够承担的服务区域和服务范围，在自身足够强大的情况下才能去做。而且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输出，不是光靠出点钱、占点股份、挂块牌子，最主要的是人，是技术力量。没有真正主打的东西，会损失信誉，丢掉这块品牌。

新京报：现在卫生行政部门大力推广的医联体，似乎是靠行政指令，让大医院和二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组合“抱团”?

刘玉村：为了尽快缓解医疗资源过于集中、病人“扎堆儿”的不合理局面，政府一定的计划行为，可以接受。目前，医联体的形式主要是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签个协议，大医院向基层医疗机构派驻骨干医生，帮助他们提高品牌影响力和技术水平，从而吸引、留住一部分患者。通过这种联合大医院也分流了一些常见病患者，基层医院也会向大医院转诊一些疑难重症患者。

但这个办法也有副作用，目前很多医联体内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病人去基层医院，是为了转诊大医院更容易，向大医院上转的病人多，能转下去的病很少。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分级诊疗”，您有更好的建议吗?

刘玉村：根本的办法，就是“抓两头、放中间”，完全改变目前的医疗格局，一边是大医院，一边是社区医疗机构，也包括民营医院、私人诊所。社区处理不了的问题，转诊大医院;大医院治好的病人，回到社区康复回归家庭，省去中间环节。所谓的“二级医院”，目前地位尴尬，没有病人，医生收入低，人心不稳，不如放给社会资本改组改制。社会资本注入后，二级医院可以根据自己原先的基础，转变为专科医院，或基层的康复性、互利型医院，承接大医院下转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