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制裁，国际暗战，以及行业的放任自流，名贵药材沦为廉价原料。一省政企的合纵连横，昔日“百草之王”能否重现荣光?

    又到秋冬进补的好时节。

    人参自古就被誉为进补佳品，那么，什么参是世界上最好的?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高丽参。高丽参优于中国人参的观念，在国际甚至中国广为接受，韩国的高丽参一直占据产业高端，其整体销售价格比起中国人参一度高出15倍之多。

    价值的分野，从种植和收购的环节便已经开始。其实，单从技术层面，两者差距不该这么大：高丽参与人参同科同属，皆生长在长白山脉。以园参(人工栽培于园地的人参)为例，中国人参和高丽参同样培育6年以上，经历相似的加工过程。韩日、欧美的国际药商，每年都会批量引进中国人参，作为转口、加工、造药之用。

    人参号称“百草之王”，30年来，中国人参在中药材产业的种种风浪中一度屡受重挫，以至“百病缠身”——种植、加工到销售全链条皆是如此。当高丽参、西洋参等已成功占领行业高点，甚至席卷国内市场的时候，中国参业在国内外市场却多番颠沛流离，“人参卖出白菜价”，至今未摆脱廉价原料供应地的尴尬。

    在中国人参主产区吉林省，现在，政府、企业甚至学术机构正试图从不同的途径，振兴中国人参，为其“正名”，开发新的市场空间。这种努力起于2009年，近两年呈现加速状态，利益联动者包括中国的药农、地方政府和药企，已影响人参市场的交易生态，并直接作用于参价——每公斤鲜参的收购价从2005年低谷的10-12元飙涨到2013年的180元以上。每逢人参收获季前的八九月，相关概念股甚至成为资本市场热门的炒作题材。

    那么，中国人参的“沦落”与“救赎”之路，究竟如何一路走来?其间夹带着多少逐利的躁动与商业暗战的伎俩?人参是否仍处于价值洼地，蕴藏着潜在的投资机会?

    冰火参潮

    内需长期不振，过度依附于国际出口，是“人参卖出白菜价”的关键原因。

    王春玲是一名来自黑龙江的参农，上月遇见《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以下简称《21CBR》)记者时，她刚刚把大约5吨人参运到通化人参市场找寻收购者。这个市场位于通化——吉林省的一个人参产销旺盛的地区，周边分布着超过90家药厂，以及各种形式的中药材加工厂。

    王春玲种植人参超过17年。每年9-10月是人参的交易期，像她这样的参农，会把收成的人参运往心仪的市场做交易，今年她的鲜参卖到了80-105元一斤。参价每年价格差距之大，让她记忆犹新。

    “最高峰的时候，曾经卖到300元左右，”她对记者说，“但是，12年前我曾经卖出过9元一斤。”

    那些人参交易场地被人们称为“鬼市”，交易大多在后半夜进行——因为白天参农在山上挖参，鲜参在傍晚才能从山上运下来，就像新鲜蔬菜一样，需要尽快出手。长久以来，参农与药商，每年的中秋节前就会来这里讨价还价。像王春玲这样的参农，要时刻保护运输过来堆放在市场地上的人参，这是多年种植后才有的收成，而收购者也得尽快把人参送往加工厂进行处理，以免储存与运输的损耗。

    中国参，现在只有极少量能卖出超级高价，那就是野山人参。在东北，每年都有人在8月左右进山试图挖掘野山参，运气好的话，能把挖到的一支野山参以高达7位数的价格卖给一些特殊的顾客，主要来自港澳台、东南亚以及北京。

    野山参的天价背后，是每年仅有几十斤的年挖掘量，“大多数送到北京、港澳台和东南亚的一些富豪吃，他们常年派人来收购，这几年收的量相对少了。前几年，我们这曾挖到一支大的野山参，给他们联系人打电话，坐飞机来了四个台湾人，一支人参170万元，直接抱走。”东北人参文化研究专家、《中国人参图谱》作者张君义说。每年都有一些国外走私的野山参出现在市场，主要来自俄罗斯。据说在列宁时代，前苏联从中国采购数吨人参籽，用飞机撒到位于其境内长白山余脉的原始森林，人参长成后功效非常接近野山参。

    张君义曾工作在传统的人参产区——吉林的抚松市，年轻时曾披上塑料布随别人进山挖参。他对《21CBR》记者形容，随着野山人参资源耗竭，挖人参的活动渐变稀少。沿着长白山脉的种参业则在数十年前开始扩张，推动农民种植的是人参的高价格——“1980年代，这些种植的人参，大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一斤。”公开资料显示，1983年鲜参的价格为30元一斤，普通人难以承受。

    之后几十年，每轮人参价格的走高，都吸引大批东北的农户投身其中，以至原本非人参产地的地方，也一轮又一轮种起了人参。这些参田一片片用红绳红布拴围着，架起薄膜铺盖，而参农们要匍匐在参田里作业，饱受潮湿之苦。

    人参长成需要6年，在中国，中药材的价格在6年间往往可以天翻地覆。根据多位受访者的描述，人参价格在1980年代大约是40元一斤，1988年是中国人参产量和价值的一个高峰;之后，在1989年、1997年和2005年左右，人参经历三次惨跌，价格曾低至4元一斤。大幅波动令很多参农陷入绝境，甚至导致了自杀事件的发生，中国一批传统的人参药材企业也在跌宕中纷纷破产，销声匿迹。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中国中药材行业的缩影。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副主任蒋尔国说，中药种植地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滞后情况较为严重，中药材交易中间环节也有诸多环节，给专门的人员、资金和产业提供了炒作的空间。

    此外，中国人参在市场上的不景气，乃至惨淡，与出口市场的变化亦有关联。一些参业人士告诉《21CBR》记者，中国人参长期内需不振，过度依附于国际出口，是“人参卖出白菜价”的关键原因。

    中国最高等级、价钱最贵的药材，多出口到日韩、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这是中国中药材行业人所共知的生态，自计划经济时代已然如此：质优的人参用以出口创汇，其次供给医药企业，余下品质最差的向国内销售。中国的人参出口以后，会被加工制成不同的人参产品，有的被提纯利用，有的边角料甚至会供给赛马的马匹食用。

    最早的一次动荡，就是1989年，中国因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遭受西方国家贸易制裁，人参出口骤然被冻结，大量中国人参堆积，以至参价进入长达6年的低迷。“直到1995年，出口逐渐恢复以后，中国人参的价格才开始由谷底向上走。”吉林紫鑫药业董事长曹恩辉告诉《21CBR》记者，国际进口商至今仍会适时打压中国人参的价格，比如采取在人参丰产期间大量下订、在产出期间大量毁约的“旁门左道”。

    而中国农业生产的弊病，为毁约行为提供了口实。1990年代，为了提高产量，农药问题在人参种植领域非常严重，直到现在，农药残留仍然是制约中国参业的顽疾。1996年，日韩等国执行新的农产品标准，大量被检出“666”(以六氯代苯为主要成分)和DDT(滴滴涕，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的中国人参随即被拒，又进入被低价抛售的恶性循环，包括一些已在中国圈地种参的日韩资本，纷纷彻底撤出东北。

    种种经历，极大毁灭了中国人参的口碑和产业基础，也使最大人参出口国失去了出口定价权，在国际市场，吉林省人参产量占全世界的70%，出口量占全世界的60%。“直到现在，国际市场上说起中国人参，基本上就是重金属、农药超标、质量差等字眼。不过，他们一边说，一边暗地里大批购买中国人参。”曹恩辉如是说。

    暗战高丽参

    “韩国高丽参与中国人参是一个物种，一模一样。”

    中国人参曾经有享誉国际的好时代。1987年，坚持高档人参制造的许忠祥，曾凭借“长白山红参”在布鲁塞尔科技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是中国人参在世界上的第一块“金牌”。

    如今，人参业国际角力的结局，似已尘埃落定，高丽参独树一帜。今天，中药课堂的讲师说起高丽参，往往会说起1989年贸易制裁导致1989-1994年间人参一直不能出口，引致整个人参业的低潮。

    1988年正值人参的阶段性高峰，产量和价值都在高位，当年种植量非常大。在吉林，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时韩国企业趁着中国人参出口受创、价格极低时，以“买一盒高丽参送两盒吉林参”的方式，成功把中国人参驱至市场末角，高丽参趁机占领参业高端。此前曾有报道称，韩国人参产品的原料有30%来自吉林长白山人参，单在长春，就有10家以上专事进口中国人参的韩国公司。

    按照曹恩辉的说法，中国沦为人参廉价原料产地，与外部力量的“算计”有关，“产业一度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年8月，鲜参马上要上市的时候，干参的价格就会有人往下砸，在流通环节上有意地在打压人参价格”。

    在中国，行业对人参品质和价格评定的标准，就像其它中药材那样，没有精确的尺度，只有经验和行规。在交易市场，商人们按照年份、大小、外观等，把人参分为若干等若干级，然后以不同的价格交易。中药材传统的“道地”观念影响着交易价格，譬如吉林吉安地区出产的人参，就被认为质量佳。数十年经营，高丽参已在传统“道地”观念中树立起了好口碑。

    紫鑫药业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殷金龙，希望从技术上论证中国人参与高丽参并无本质区别，为中国参正名，重新建立产业信心。他正在建立一个人参生物信息样本库，通过到东北各地采集人参的标本，现场提取DNA、RNA，一方面进行基因学分析，另一方面也与高丽参、西洋参进行比对。

    殷金龙告诉《21CBR》记者，目前项目的研究进展表明，高丽参跟中国的大马牙(吉林地区的常见参种)比较接近。“业内曾猜测，(部分)高丽参是中国进口到韩国加工再卖给全世界的，可是没有依据。我们的研究至少证明，韩国高丽参与中国人参是一个物种，一模一样。”

    既然物种差别不大，甚至部分高丽参可能直接以中国参为原料，何以价格差异如此之大?

    在《21CBR》记者的采访中，中国的行家们大多表示，在加工环节，韩国人参的处理方式与中国传统没有太大差异。但是他们都承认，韩国对人参加工工艺更为复杂多样——甚至过去有人曾怀疑高丽参在加工过程中添加少许罂粟，近些年，业界尤其关心不同功效的高丽参，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药材熏制过程。吉林大学生物学系的李亚平教授说，只要通过比重分析等简单方法，就可以确定高丽参经过了相当多添加性质的熏制，但进一步的精确研究却鲜有企业去做——更多中国企业，在简单模仿后，就贴上高丽参牌子在国内开卖。

    无论有关高丽参的阴谋论如何演绎，不得不学习的是，韩国产高丽参精细化运作的长处。据曹恩辉介绍，韩国实行人参专卖制度，“人参产业就像中国的烟草一样，允许民营参与，但是，从种植、加工到销售整个链条控制权在政府。”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参业，高丽参的每一种品类都高度标准化，实施严格的品质管控，为其建立鲜明的品牌辨识度，其中韩国人参公社的“正官庄”品牌尤为突出。国外大量高端人参销售商都宁愿进口高丽参，就源于其品质的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参从撒种开始便已进入“百花齐放”的状态，加工时更是“八仙过海”。

    高丽参有明显的产品特色，比如，在国际上，其以含有高量“人参皂苷”成分著称。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是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为目前的药理学研究所公认，而不同种类的皂苷可发挥特定的作用，譬如抗癌。尽管有一些中国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人参所含的皂苷等有效成分并不低于国外人参，可是，中国人参，往往种系不清楚、农艺不清楚、药用性段也不清楚，无法提供翔实的研究证明。

责任编辑：白颖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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