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体制改革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焦点，也是每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重点。昨日，针对医改、药品招标、外资药品超国民待遇、二次议价及基本药物制度等目前行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40余位代表委员联合行业全部24家学会、协会签署了多项联名建议。

难题一：体制机制改革才是医改关键

2013年开始，自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式进入第二阶段，一些此前还在探讨、争议的问题逐渐厘清了思路，如何对医改核心问题的体制机制改革给出切实的解决路径，如何将医改指导文件中提出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变为现实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联名提案：

尽快落实十七大报告中对医改提出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和十八大提出的基本精神，重点改革体制机制。

“管办分开”的核心是医疗机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所有者不参与、不干预公立医疗机构的正常经营和日常管理工作，尊重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就是医疗机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卫生体制和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推动建立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择优机制，自主经营、自主管理。仅仅增加投入还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等全部问题，还需增加政府投入与改革体制机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目前实行的取消药品加成和收取医事服务费的“收费平移”等措施，不是解决医药分开的科学途径，也很难切断“以药补医”利益链。毕竟国家财政能力有限，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是无限的，仅靠“收费平移”可能会使财政不堪重负。所以推动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开的新体制和竞争择优的新机制至关重要。

建议加快医药分业。通过多种途径剥离医院门诊药房，首先在条件成熟地区，推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站)不新设门诊药房和公立医院剥离原有门诊药房的试点，利用社会药店与医院药房的良性公平竞争满足供应。推进医生和药剂师的自由执业制度，加快全科医生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家庭责任医师制度。

取消药品差价率管制，政府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通过改革医保基金付费方式，强化制约与监督，堵死医生收红包、拿提成的“管涌”。

难题二：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必须纠正

从新医改启动开始，具体执行层面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似乎就一直处于这一轮医改的争论漩涡之中，各地层出不穷的各种招标政策和不同定价，唯低价是举的执行方向，大量品牌药企被小药企的“超低价”逐出药品供应系统，解决这些执行层面的具体问题已经成为企业和行业下一步发展共同面临的课题，修正招标思路，统一招标规则，在质量与价格的选择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已经成为这一制度必须修正并达到的共同目标。

联名提案：

招标本来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比较好的市场化采购方式，但目前我国政府包办的药品招标政策严重异化，成为药品进入市场所执行的“二次行政管制”，实质上是把药品进入医疗机构使用的正常市场行为变成了行政审批，并且同种产品不同区域(省、区、市)年年审批一次，招标主管部门成了药品领域的最大审批权机构。

药品招标实施十多年，由于政府过多干预了本来市场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使招标问题逐年积累和发酵，带来严重负面效应，政府不满意、百姓不满意、医院不满意、药企不满意，医药招标乱象也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必须改革。要改变由政府统一包办招标的模式，变成由政府来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并监督公平交易，具体工作交由买卖双方自行负责价格谈判、采购及付款。发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医疗机构自发的联合采购，促进现代医院管理及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确保惠及百姓。按照新医改的精神“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取消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归还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权和定价权。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

目前各地招标采购政策不一，中标难的现象屡见不鲜，优质优价的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建议提高质量在药品招标采购中的权重。实行优质优价，同质同价的原则。形成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药品招标采购等机制，有序淘汰药品质量差的企业，迫使企业由价格竞争，走向质量、品牌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杨凌东科麦迪森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东科：

普药招标必须要改革，现在招标导致的“药价虚低”是看病更贵的推手。政府一手在降价，另一手通过外资原研药单独定价、优质优价、医院的采购托管等方式推高药价，降价的药品医院根本不进货，我们当地的药店已经根本买不到复方丹参片这种便宜的药了，越来越多的优秀药品被招标的低价降到无法生产，建议日用量在5元以下的药品不要列入招标采购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葵花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彦斌：

现在的药品招标问题从方向上就错了，错在究竟是以政府为导向，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现在的情况是以政府为导向、招标成了市场的二次准入，但是政府又不完全说了算，因为二次准入之后又面临着二次议价，所以情况越整越复杂。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是平等竞争的主体，可以公开议价。消费者要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要享受安全、价格合理的药品，政府可以把这部分钱直接补给消费者，给他自由选择的权利。

难题三：“二次议价”不能执行

如果说，药品招标采购的争议是目前医改执行面的焦点，那么，近期各种消息渠道释放出的“二次议价”风向则着实刺激了所有制药企业的神经——这种对公开招标结果“再议价”的方式遭到了制药企业的强烈反对，如果说，招标是一个法律和市场规则问题，那么，二次议价，对这一市场规则的“可商榷”和“可妥协”，很可能将目前业已纷乱的招标推向更深一步。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

近期行业部门正在热议，有意放开“二次议价”问题，我认为，不同的议价借口又会成为各省招投标的降价依据，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使本已脆弱的民族医药产业不堪重负。建议相关部门从民族医药工业的现状出发，针对国家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药品采购改革办法，营造有利于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步长制药集团总裁赵超：

我们要客观综合地适时评价二次议价，我们现在的招标在地方执行的过程和中央部委的设计已经有所不同，确实也出现了价格贵优先。现有医药体制下，医院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大，企业很容易就会失去底线和市场，容易形成医院方面新的垄断。

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蔡东辰：

我坚决反对二次议价，招标采购原本是根据招标法进行的，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招标是合法的，这个行为合法，结果也是合法。中标方要守法，招标方更应该守法。如果在招标完了再实行二次议价，本身是违反招标法的，是对结果不认可，要推翻原来结果的公开不诚信，我们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来说，不能支持这样既违法又违诚信的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

二次议价之所以形成，我们认为还是政府在整个医改中的角色定位不清。一方面代表政府，一方面又代表出权方；一方面代表消费者，有时候又代表医疗的服务者，比如医院，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招投标本来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模式。如果执行过程中有问题，改正问题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二次议价的形式推翻这种模式？归结一句话：政府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还是要想想清楚。

难题四：医保支付制度要跟上形势

医保，意味着国家付费的保证，意味着价格稳定用量持续，对制药企业而言，更现实的意义在于，在现有医院强势的体制下，它意味着，不用担心医院一年后也未必能归还的欠款，宽裕的现金流……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包括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国家和地方基本药物目录、新农合目录等多种药品目录下，医保付费的对应解决方式必须顺应发展做出整合，并尽快引入市场化管理方式。

联名提案：

建议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新农合药品目录”等诸多医保目录归口于一个部门。由该部门承担医保资金的筹资和支付管理责任，这项责任的具体实施不需政府包办，而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政府部门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并保障监督，选择合乎条件的多家保险机构以市场竞争的原则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

那天我到我们陕西的一家门店调研，发现收银处摆了十几个POS机，店员告诉我，这些是铁路医保、市医保、区医保、省医保，还有电力医保等等各自的支付端口，作为企业确实负担很大，希望尽量减少医保承办机构。

另一方面，现在的医保定点已经成为权力寻租等问题的高发区，我们在某个省会城市申报成为定点医保机构的时候，居然有人找到我们说，30万元一家可以负责办好，这里面一定有权力寻租的问题存在。我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开医保定点的标准，或者是公开医保目录品种的标准，使权力在阳光下来运行。

难题五：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

如果德国产的阿司匹林在上市100年后在中国还能享受专利期的18.8元高定价，而国产阿司匹林售价1.5元，你是否认为外资药品“超国民待遇”问题还是小题大做——取消外资药品“超国民待遇”的呼声在每一年“两会”都是核心话题之一，在中国制药工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当下，50年前为外资药物制定的保护性措施退出历史舞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既关乎市场公平，又关乎民族制药工业发展的改变已经越来越迫近。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

统计数据显示，外企药品已呈现出全面占据并主导中国医药[23.56-0.63%资金研报]高端市场的势态，迅速增长，且市场重心逐渐下移。由于外资药品定价高，既透支了医保资源，也压制了民族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建议尽快完善药品评价规则，不再设置原研药质量层次，原研药和国产仿制药长期被人为划入不同的准则。通常在招标的时候有三个质量层次，造成中标价格越来越悬殊。统计数据显示，仅以阜康列注射剂为例，价差相差27倍。建议取消现行招投标中不合理的质量分层，不再设原研药的质量层次，将已过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纳入仿制药的药品进行竞价。缩小价差，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同时将研发费用计入到药品成本，建议创新，鼓励机制，通过划分药品的自主创新程度层次，设立不同药品的加价率，推动科研机构研发实行产业化转移。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近十年有15家世界最大的跨国医药集团进军中国，他们把研发中心建在了中国，研究范围原来是西药，现在是中药，原来是收购一个品种，现在是收购企业，品种、市场通吃。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我们调查了一下，全国三级甲等医院的西药，跨国公司、合资企业生产的已经占到70%，纯民族医药的化学药不到30%。现在又开始进军中药，企业、品种、市场、品牌全吃。希望政府能够完善相关政策。从定价、招标、采购等方面扶持民族医药企业。对跨国集团及洋药的保护、倾斜政策应该中止了。世界各国也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

强烈建议取消外资企业原研药实施特殊定价政策，外资药在价格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由来已久，尽管发改委这几年定价在一些文字上有一些变化，但始终没有实质性改变，建议取消外资药品的优惠定价权。同时，对国内医药产业建立和提高对质量、临床疗效的观察、评价的体系，使我们的药品能够从质量、实质上进行提高，我们的医药产业才能有增值的可能。

难题六：药监局新药审批需提速

在历经一系列高层反腐事件后，中国新药放行主管部门的审批似乎戛然而止，平均报批新药速度在三年以上，甚至在排队等待期就超过一年的非正常现象成为制药企业不得不接受的无奈现实，无论是因噎废食的监管理念，或是人员编制的不到位，这一关乎人民福祉和用药权利的部门显然必须做出改变，借鉴国外先进思路，提高门槛，并增加高水平审批人员的数量，已经成为摆在中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面前的当务之急。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我们现在药审、药批的时间非常长，甚至在排队期都要超过8个月甚至一年，尤其是存在大量低水平的重复申报。为此我们建议：借鉴国外现今管理经验，提高药审、药批的门槛，优化资源，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给药审药批的相关部门增加编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振新：

大家都知道药品审批这几年都是很慢的，审批慢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太少，美国是3000多人，中国才几十个，想快都快不了。另外，按照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在申报过程中，每一个品种每一个规格都要进行动态生产线上检查，这给企业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建议可以根据品种特点有选择性地进行动态生产。建立备案制度，对企业已经申报的，对申报的品种选取部分进行动态的审查检查。既对工艺进行了审查，又节约了资源，同时也加快了审核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