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切入口，“医药分开”试点旨在切断医院收入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此同时，遏制大处方、过度用药的尝试也已开始。

上海市卫生局1月发布消息称，全市二、三级医院必须在3月底前全面完成安装防“统方”软件，有条件的一级医疗机构也可积极创造条件，安装防“统方”软件。此举期望运用“制度+科技”手段，遏止商业贿赂，降低患者费用。

然而在采访中，多位受访专家向记者表示，这必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要赢得最终胜利，科技手段虽是必要因素却无法抵达问题的根源，而完善补偿机制、回归医生价值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统方”之战

在目前公立医院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机构运营趋于市场化以及行业监管机制不健全的大环境下，医院和医生多为经济效益驱动，药品供应商对医院的隐形返利和支付给医生的回扣，使得“大处方”现象难以避免。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表示，“目前医院卖药越多收入越高、医生开药越多获得提成越多。这种政策逐步演化成一种逐利机制，导致医生开大处方等问题”。

“而顾名思义，‘统方’就是处方用药量统计，防‘统方’软件是专门用于监控、追踪检索医院敏感信息行为的软件。”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告诉记者。

据上海市卫生局方面介绍，安装防“统方”软件后，医院管理者和政府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发现、追踪、监控医院信息系统中的“检索”行为，检索者、被检索医生的姓名均会成为管理者重点调查的对象，希望借此来堵住药品回扣在医院里的黑洞。

截至去年年底，上海市已有71家医疗机构安装了该监管软件。系统可以将多家厂商生产的同类、同一作用机理的药品编成统一名称储存在电脑里，医生开处方时由电脑随机选取，从而防止医生开出“人情处方”和接受商业贿赂。而今后，上海市一级医院也将逐步安装处方用药量统计软件，以期对防范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发生起到一定效果，从而使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实效之忧

尽管医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避免大处方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大胆尝试，但真正拷问医生良心的，实际上是整个医疗体系本身存在的痼疾。采访中，多位业内专家坦言，防“统方”软件或将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出现反“防统方”软件。

“该软件仍将难以斩断药品回扣这颗毒瘤。”香港久红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院长谭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防统方’在新医改逐项改革举措中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类改革手段，如果今后不继续对医药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统方’可能会换一种形式而存在。”

而要杜绝这一现象正是目前医改要做的功课，唯有解决补偿机制、提高医生待遇、人才自由流动、让医生凭技术吃饭，药价虚高等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釜底抽薪”。庄一强强调说，现行卫生体制、机制的不合理因素，扭曲了医务人员的行为，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才造成了“大处方”、“大检查”横行。

“真正的医疗体制改革是要从体制机制上努力，软件的应用仅是治标而不治本。这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面因素，亟待各部门联手综合性解决。”庄一强建议道。

价值归位

“医改就是要使医生的尊严得到体现，而不是替药厂和卫生器材商打工。医院内部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医生不满‘以药补医’。医生有知识、有技术，却要靠卖药来养，他们也希望尽快撕掉这个标签。”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刘建如是表示。

尽管旨在取消“以药补医”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已陆续启动，如何更好地设计和规划药品的招标体系，减少中间环节，实行“医药分开”等建议无疑都非常必要，但改革成败尚未明朗。取消“以药补医”后的“补偿难”，将使改革面临可持续困境。因此，庄一强认为，应完善卫生医疗补偿机制，切实减轻医疗机构的不合理负担，只有彻底切断医疗机构及其医生的诊疗行为与药品间的利益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大处方”之患。

“革除‘以药补医’后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医院如何运转，怎样补偿则是关键。遵循劳动价值规律，回归医生价值，完善配套措施，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药品价格，发挥医保作用等都很有必要，这样才能还患者在医疗中的主体地位，还医生应有的职业尊严。”庄一强如是认为。 此外，谭贲进一步建议：“改变‘以药补医’格局就是最大地解放医疗生产力，最大地解放医疗生产力就是解放医生，给予医生自由执业权。”他向记者指出，公立医院只应该具有公益性，国家也只应对具有公共卫生性质和具有慈善救助性质的医疗服务埋单。但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不应该只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因此就应该解放医生，应该将医务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产品推向市场，进而将市场衡量医疗服务产品价值和价格的方法作正确的改进。“这样，那些以‘以药补医’为生的医疗机构就会被患者抛弃、被市场淘汰。”

尽管医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避免大处方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大胆尝试，但真正拷问医生良心的，实际上是整个医疗体系本身存在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