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执业环境恶劣，主要是由社会的原因——社会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所造成的，而不是医患本身的原因，医患本身只占极次要的地位。笔者并不反对必要的医患沟通，但医患沟通决非解决医患矛盾的灵丹妙药，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那么，医患关系的出路在哪里？

【1】给医生“松绑”

首先应当给医生“松绑”，要造就一个宽松的医疗执业环境。就是要允许医生犯错误，要容许医务人员在不违反医疗原则，不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智慧和潜能，为患者治病。只有在宽松的执业环境下，才能创造出最好最高质量的医学成果。这有点类似于我国对教育和文艺的管理，我国自辛亥革命至今的百年历史经验证明，管得越紧越出不了人才和优秀的作品。钱学森曾说过，我国出人才，出大师级人才和出优秀文艺作品最多的时期，是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因为那个时期是教授治校，政府是只管拨款，不管你怎么教的。其实，政府对医疗业的管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有对医生“松绑”，医生们才敢于负责任，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为病人服务，才能使病人成为医学的最大受益者。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除了中国，尚没有一个国家的《刑法典》中有“医疗事故罪”这一罪名，中国是唯一在《刑法》中设定有“医疗事故罪”的国家。世界各国之所以没有设立“医疗事故罪”，主要是基于医患之间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医生会不想把病人的病治好的。医疗行为作为一项正当业务和高科技性及高风险性的职业特征，往往具有不可预知性。加之它还具有社会公益性特征(对于公益性事业世界各国法律均赋予一定的“公益豁免权”)，其违法阻却事由要比一般的法律行为宽泛得多；其还具有主观恶性程度几乎为零等特征。

宽松的执业环境的建立，首先要仰仗于全社会对医学的理解，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给医生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宽容。

【2】正确理解医学科学

其次，人们对医学科学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怎样才是正确的理解呢？医学科学那么复杂，普通百姓能认识和理解吗？其实，“理解”并非是要求你学会或懂得多少医学知识，而是只须掌握和了解医学的基本特征就足够了。医学科学主要有三大特征：医学是把双刃剑；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医疗合同不以结果为目的。

1.具有双重效应的双刃剑

医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具有科学的全部特征。我们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尚有其局限性；科学是把双刃剑。这些特征在医学科学中都有。更由于医学科学是针对人的，所以以上特征在医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医学既然是双刃剑，那么肯定会给人类带来好处，也同时会带来负面效应。患者是医学的受益者，也同时是医学的受害者。这才是正常的，符合科学规则的。如果患者只能接受医学的益处，而不能接受医学的负效应，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2.每个个体都有差异性

每一个个体都有其不同的个体特征，其病情更是千变万化难以预测。因此，切不可将医生当“医匠”。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好像大家都能理解，但一回到现实中，有许多人就不理解了，其中包括一些卫生行政官员。

将医生当作“医匠”，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9月1日生效)第2条关于“违反医疗护理规范、常规的”便是医疗事故的规定。这就是说，我给你制定一个诊疗常规，你们医生只要照着去干就行了。这实际上就是将“医疗常规”之外的所有医疗行为，均作为禁止性规定，写进了法律。这是严重违背医学科学规律和医疗特征的。我们只要查一查古今中外的医学史就可以发现，古今中外的医学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医疗常规的历史。因为，如果不打破医疗常规，医学怎么发展？巴德年院士曾经讲过：“作为一个医生如果5年不学习，将有30％的知识淘汰。”这意味着医学上，每5年就有30％的医疗规范在改写。中国医学怎么可以发展到2002年9月1日为止，今后再也不要发展了？

大家知道，医学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经验科学。每个医生由于其所接触的病种不同，所在的医院不同，或者带他的老师不同，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会产生不同的操作方法，并产生不同的学术流派。加之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个体特征，所以医学对于相同的疾病，是容许用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的。作为一名好医生，当用常规治疗方案仍治不好病时，就应当敢于创新用非常规手段将病治好；古今中外的医学史，就是在不断打破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的。

再说，许多疾病是没有治疗常规的。现行的许多医疗常规是不科学不完整或是错误的。2003年的SARS治疗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9年11月6日第十二届全国实验血液学学术会议上讲，“要按病种限价收费”。《新华日报》2003年4月2日第A4版，也曾刊登文章《卫生局公布20家医院服务信息——烟台百姓看病有了官方参考》声称：烟台市卫生行政部门对20所二级以上医院的服务信息，其中包括对20家医院门诊处方花费抽查情况的平均费用值，同一病种住院天数及收费情况的平均费用，如急性阑尾炎、子宫肌瘤、急性心肌梗塞、小儿肺炎、肺癌等5大常见病种的治疗及住院费用进行了抽查比较，得出了“一些病种，不同的医院在住院天数及收费上有很大差异”的结论，并提出了“对一些疾病应予限价收费”的意见。

以上报道，关于“相同的疾病，在不同医院的住院天数及收费上有很大差异”的结论是对的，但因此而作出“对一些疾病应予限价收费”的意见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有差异的，医生治病，怎么能像手工业作坊那样进行流水作业线似的操作，用相同的材料，花费同样的工本，进行同一计价呢？这明显背离了医学科学规律，是典型地将医生看作“医匠”。

3.医疗服务合同不以结果为目的

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是服务性的，它只要求医疗机构提供就医者需求的医疗服务就可以了。除部分美容医疗外，一般不能保证达到就医者提出的标准和要求，只能按照医学标准和规范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并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医院不可能在医疗服务合同中承诺医疗服务的结果。

2008年，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等发表了一份关于“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的报告。报告认为，基于一种近乎当然的常识，患方会将延续生命、恢复健康的希望寄托于医务人员，但这是一种事前的、临时性的“脆弱信任”。一旦发生不良的医疗后果，这种“信任”就会立即出现戏剧性转向，而且往往是彻底反转，变成彻底的不信任。“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结症。

【3】医患须高度信赖

正因为医患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医患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高度信赖的基础之上的，而传统法律，如民法、行政法的制定，则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是不可信赖”的基础之上的。医生是因为你信赖我，我才能够做医生，我才敢为你治病。试问：谁敢让一个你不信赖的人为你看病？反过来又有谁敢对一个你不信赖的人、你所敌视的人伸出援手呢？所以，如果没有信赖，也就不会有医疗业这个行当。

举个例子：动物保护组织在援救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时，如野生象或狮子、犀牛时，必须将它麻醉后，才敢施救。这不是为了止痛，而是为了防止其咬人，因为动物是不懂信赖的。而医生在救人的时候，若不是为了止痛，是不必打麻药的。

中国医科院整形医院副院长吴念曾讲述过一个故事。几年前，医院曾收治了一名烧伤男孩，由于家长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把医院告上法庭。令人意外的是，家长居然出示了长达70分钟的录音资料。原来，患方从第一次就诊时便开始录音，包括医生的承诺和解释、抢救治疗过程、多方专家咨询等。“患者随时留取证据，以备诉讼，这是对医生情感的极大伤害。”

现行法律将医患关系构建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那么，医患关系则只能是一种相互之间不可信赖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医患关系的信赖基础和本质特征。

随着政府对医疗投入的增加，医患矛盾或许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如果体制不改，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如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这种恶劣的医患关系，则必须根据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的特点，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

宽松的执业环境的建立，首先要仰仗于全社会对医学的理解，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给医生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宽容。

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这种恶劣的医患关系，必须根据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的特点，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