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医改工作的不断深入，与医改有关的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问题也随之越来越凸显。政府推动医改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医改的初始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以药补医”等问题为切入点，那么，医改就必然离不开“医”与“药”管理的改革之路。

任何管理离不开人的因素。然而，当前以“药”为重要切入点之一的轰轰烈烈的医改，却极少提及临床药师在医改中的作用。医改当真不需要药师参与吗？药师当真会成为此次医改的职业牺牲品吗？没有药师的参与，医改的最终目标能够实现吗？带着疑问，本报专访了沈阳药科大学吴春福教授，他以冷静的思考细致梳理了发达国家历经的改革与发展之路，为我国的医改提供了有益参考。

与医生职责互补

临床药师分担了医生在用药方面的部分工作，补充了医生在药物知识的欠缺，同时监督医生因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的药物滥用。

《医药经济报》：如果从国际和国内角度来看药学服务的概念与内涵，药学、临床药学人员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别？什么样的药学服务人员可以被称作临床药师？

吴春福：药学工作者大致可分为5类：一是研究型，他们主要在研究机构或大学工作，具有研究员、教授等职称或身份；二是生产型，他们主要在生产企业工作，具有工程师系列的职称与身份；三是营销型，他们主要是经营医药市场，承担着销售员的身份；四是管理型，他们在政府或直属政府的部门单位工作，身份是官员或技术官僚；五是服务型，他们主要在医院和社会药房工作，具有临床药师或执业药师的身份。服务型的药学工作者，应该构成此次医改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队伍。

1989年，美国Hepler等提出了关于药学服务的定义：“药师以负责的态度提供药物治疗，以达到特定的治疗结果，并因此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药学服务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因此，药学服务型人才包括医院药师和社会药房药师。医院药师包括在医院药房从事配药、调剂等工作的药师，以及在病房参与对患者治疗工作的药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临床药师。

《医药经济报》：此前，人们对临床药师在临床治疗团队中的地位问题存在分歧，直到《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明确指出，“临床药师在临床治疗团队中相对独立，与医生、护士是伙伴关系”。您能否具体描述下，临床药师在临床中扮演何种角色？

吴春福：根据发达国家临床药师的职责，我们可以知道，临床药师在临床一线直接参与对患者的治疗，他们具有了解分析患者用药史，指导患者用药方式、方法，审定医生处方的配伍合理性与价格合理性等责任与权力。也就是说，临床药师分担了医生在用药方面的部分工作，补充了医生在药物知识方面的欠缺，同时监督医生因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的药物滥用。

《医药经济报》：然而，药师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是从事着简单的药品采购、仓储管理等工作，很少有机会真正从事临床药学研究和服务。而目前，包括药品安全在内的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和医疗安全，是新医改下医院管理者和患者最关注的内容。在这方面，临床药师的作用如何体现？

吴春福：仅以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临床药师的重要性。美国曾对药源性疾病的发生和造成死亡进行的调查表明，每年因药源性疾病而入院治疗的达880万人次，死亡19万人，消耗资金760亿美元。药师参与临床，开展药学监护工作后，因药源性疾病而入院治疗人次减至350万，死亡人数减至7.9万，费用降低至309亿美元。可见，药学工作者在临床合理用药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全球有1/3的患者死于不合理用药，中国不合理用药问题更加严重。据WHO的资料显示，前几年，中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于80%，其中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中约8万人死于滥用抗生素，由此造成的肌体损伤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

医改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既要把药品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又要使人们的用药水平能够达到安全有效的最佳状态。由此可见，医改的成功与完善离不开临床药师的参与。

20万缺口亟待填补

按照中国影响药师规模发展的速率指标变化情况分析，我国药师人数的发展速度应处于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但实际上，我国药师人数发展速度却处于第二发展阶段，速度相对缓慢。

《医药经济报》：正如您所分析的那样，“医药分开”之后，药事服务将由物流服务和药品供应为主逐步转向提供专业临床药学服务为主。对于这种变化，我国是否具备了足够数量的临床药师及相应的药学服务能力，来承担起保障医疗安全和患者用药安全的重任？

吴春福：目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凸显药师需求与培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然而，小康社会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腿”现象，尤其是要切实地解决民生问题。医改的深入正是迎合这一社会发展需求而来的。

按照生产与生产力要素关系理论，劳动力的再生产与生产资料再生产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和质量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够进行。劳动力再生产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这种比例关系，客观上要求药学服务型人才的培养与医药产业和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医药产业和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决定着不同社会阶段药学服务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和对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不同的需求。为此，我们比较了国际上药学服务事业发展先进的美、日国家服务型药学人才发展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推算出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目标时（即2020年）所需要的服务型药师的数量规模。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缺口。

《医药经济报》：之前，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李大魁教授谈到我国医院药学发展时，曾提出目前我国合理用药的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影响公众健康和医改成效的“短板”，而中国医院药师的临床药学服务水平和队伍建设落后于发达国家，如不能适应医改的需求，就可能成为中国医疗服务中“短板中的短板”。对此您怎么看？您能否结合国际药学服务型人才发展趋势，谈谈我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吴春福：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采用每10万人中药师的数量来衡量药师人力资源规模；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规模；用人均卫生费用、人均公共医疗费、人均个体支付费用、人均患者支付费用、人均医疗保险费用来衡量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根据对美、日两个发达国家药师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药师人力资源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发展有密切的正相关性，并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总体来说，药师人力资源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服务业的发展呈一致性的趋势。

由于各国医疗制度的不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计算，影响药师数量规模的主要指标还略有不同。例如，影响日本药师规模发展的主要指标为：人均GDP、人均卫生总费用、人均个体支付费用和人均患者支付费用。而在美国，影响药师数量规模的主要指标主要是人均GDP、人均卫生总费用、人均公共医疗费和人均保险费用。影响中国药师人力资源规模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人均GDP、人均卫生总费用、人均个体支付费用。

对三个国家药师人力资源规模发展速度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美国与日本的各自发展速率指标变化主要处于相对平稳的第一和第二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数率指标变化主要是处于高速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然而，结合药师人数发展速度来看，美国、日本处于同一

阶段，美国一直处于稳定的高速发展期，日本处于快速调整期，而中国则处于相对缓慢的第二发展阶段。这说明中国影响药师规模发展的速率指标变化情况与药师的发展速度是不相吻合的。

按照中国影响药师规模发展的速率指标变化情况分析，我国药师人数的发展速度应处于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才对，以满足我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我国药师人数发展速度却处于第二发展阶段，速度相对缓慢。从而看出，我国药师规模发展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矛盾，也为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我国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医药经济报》：结合上述国际临床药师的发展规律来看，如果我国要实现医改与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究竟需要包括临床药师在内的多少服务型药学人才？具体又该如何测算呢？

吴春福：根据上述的系列定量研究，我们得出，美国药师人力资源规模自然发展预测模型：Y=2.127X1-0.397X2+0.978X3+35.390，其中：X1=100×人均国民医疗费用/人均 GDP；X2=100×人均公共医疗费用/人均国民医疗费用；X3=100×人均医疗保险支付/人均公共医疗费用；Y=药剂师数量。预测得知，美国2016年每10万人口中药师人数应为86.82人，到2020年应为89.81人。由美国官方网站预测2016年美国每10万人口药师人数约为88.47人。这与我们测算的数值相近程度为98.14%。

日本药师人力资源规模自然发展预测模型为：Y=2.625X1-2.926X2+0.647X3+1.881，其中：X1=100×人均国民医疗费用/人均 GDP；X2=100×人均公共医疗费用/人均国民医疗费用；X3=100×人均医疗保险支付/人均公共医疗费用；Y=药剂师数量。预测得知，到2020年日本每10万人口中药剂师人数应为264.73人。

中国药师人力资源规模自然发展预测模型为：Y=3.352X1+0.210X2-0.254X3+22.942，其中：X1=log（人均GDP）；X2=人均国民医疗费用；X3=人均个体支付；Y=药剂师数量。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模式较晚，医疗体制改革滞后，所以自然发展的预测模型不能很好地吻合变革预测，经过考虑时序发展因素后进一步优化方程，得出我国药师人力资源规模发展的数学模型：Y=k1Y1+k2Y2+k3Y3+C。根据此优化模型得出：在2020年，中国每10万人口中的药师人数应约为67.22人。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发展预测》课题，中国的人口数预计在2020年约为14.5亿人。前面对2020年中国药师人数的需求预测为67.22人/10万人，这样可计算出2020年共需药师总人数约为974，690人。

目前在我国所有从事服务型药学工作的人员约40万，其中仅有不足15%为本科毕业。依据上述对2020年药师需求总数预测的结果和我们国家目前的药学人才培养规模看，本科药学及相关专业年招生总数在3万多人。如果所有的院校，所有的药学相关专业均改为药师型人才培养，到2020年我国服务型药学人才还有20万人的缺口。综合上述数据，经计算，我国药学毕业生人数每年平均增长率需约为22.5%，招生人数每年平均增长率需约为26.91%，才能达到上述人员规模。

专业价值不容忽视

尽管在新一轮医改中我国临床药师的地位与角色还未得到公正的对待，但一个正确与完善的医改必须也必然会重视服务型药学事业，包括临床药学事业。

《医药经济报》：新医改赋予了临床药师新的职责与艰巨的任务，药师们也十分关注改革的各项举措。站在医改的十字路口，结合您对药学现状所做的调查，您认为，新医改对临床药师的职业生涯将有怎样的影响？您对与药师职业发展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

吴春福：尽管发达国家的事实已经证明服务型药学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证明临床药师在医院协调发展，尤其是提高患者治疗水平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服务型药学人才发展，尤其是临床药师，还存在着诸多先天和后天的不足。首要一点，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药师法》。这与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和注重民生的治国政策极不相称。没有《药师法》，药师执业的法律地位就得不到保证，重医轻药的传统社会理念就会持续，人们用药的科学合理就无法得到保障。

其二，医改中对药师的作用一再地忽视。纵观沸沸扬扬的医改，给人们总的印象是如何在降低药品价格的同时还要保证医院的收入。一个关键的“药事服务费”硬是被考虑医生作用和社会的影响而改成了“医事服务费”，美其名曰，“药事”也包括在内了。

其三，公众对药师的社会角色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在美国，药师的社会地位排在职业前几位次。但是，由于我国历来重医轻药的社会与管理理念，使药师的社会地位难以很快得到认可。这与上述法律缺失和政策不足有重要关系，当然也与服务型药师作为独立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有关。

尽管在新一轮医改中我国临床药师的地位与角色还未得到公正的对待，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行业的发展，规律不可抗拒。一个正确与完善的医改，一个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医改必须也必然会重视服务型药学事业，包括临床药学事业，与医改的发展协调。我相信，临床药师将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