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然“强制许可”或引发药企巨头激烈反应

然而民众的收入毕竟有限。以印度为例，这个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各种危及生命的癌症及相关疾病的困扰，疾病种类依然在迅速增加，限于人均收入水平及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庞大的医药费用中相当一部分需要患者自掏腰包，舆论不满之声频频，官员们一筹莫展。

辉瑞的抗癌药被“强制许可”并非没有先例，之前诺华的“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片）甚至直接未被授予印度国内专利，给“自己人”留下无限仿制空间，虽然诺华已向印度最高法院起诉，但业界对其胜诉可能性普遍持悲观态度。

我国GDP虽早已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但“看病难、看病贵”也并未从本质上得到缓解，居民医疗负担沉重，因此中国的专利法中同样出现了“强制许可”字眼。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也有可能效法。

邢军博士表示，民众对抗肿瘤药物高价的微妙态度，巨头们其实早有所闻，但限于药物的巨大研发投入和专利保护期的限制，为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专利药价不可能下降太多，而“强制许可”和“不授予专利”的做法则很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当一个国家不断对药业巨擘具有丰厚利润的专利药进行“强制许可”，鼓励国内药企参与仿制时，跨国药企会如何应对？

邢军博士强调，对投入巨额研发资金的跨国药企而言，专利药品被强制仿制意味着巨大经济损失，而推行强制许可的国家，则将失去跨国药企的信任，对最新药物的准入将会产生致命的危害。欧美等国研发的最新药品将拒绝进入该国市场，导致危害健康的疾病面临无药可治的窘境，而患者或买不到新药，或被迫以非正常途径获取。

“这种局面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害的，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更加聪明。”

法国的“高价逃逸”政策：不占基础医保

 　　照单全收百姓无法承担，强制许可仿制药则会打击巨头们的新药准入，药企和消费者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并非如此，实际上“聪明”的医保政策可以取得高价专利药与降低公共卫生开支间的平衡。

邢军博士指出，法国可以作为榜样。法国卫生体系曾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为最公平、最科学的支付体系，其中非常引人瞩目的创举就是一个为鼓励创新药物及治疗手段而创立的高额治疗特殊目录。在法国人最早开始的医疗支付方式改革中，监管机构不断发现有医疗机构因医保限额规定，不给病人使用疗效更好的高价专利药，而选取廉价药品，延误治疗，造成诊疗质量下降。

为平衡高价专利药和医保限额，法国人创造性地提出“高价逃逸”的应对之策：即在普通医保支付目录之外，设立针对高额治疗的特殊目录，对高价的专利药采取按项目付费，使高价专利药不会挤占原本已非常有限的医保空间，在提高患者诊疗效果的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跨国巨头的新药研发和准入积极性。因此，法国人总能最先获得欧美地区跨国公司研发的新药和特效药的市场准入。

高价逃逸政策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新医改？邢军博士表示谨慎的乐观，“由于各国卫生支付体系和具体国情的巨大差异，高价逃逸政策在中国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我们至少可以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