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又涉及医疗机构、药品生产和供应及保障机构等多个环节和部门利益,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使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其医改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且至今仍存争议。回顾十六大以来的10年,我国医改堪称在挫折中摸索前行。

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医改所面临的问题是药价虚高、以药养医、小病大治、大处方、大检查、大部分公立医院丧失基本的公益性、医院不是以救死扶伤为目的而是唯利是图等问题,亟须破解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城乡低收入群体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等困局。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但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推进医改的步伐。

2006年,国务院积极筹划启动新一轮医改;2009年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逐步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降低药品价格;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推行新农合医疗保障体系并扩大覆盖范围,实行医药分开、推进药品零加成改革公立医院以药养医机制;建立大病保险机制等措施。

十年医改成绩斐然

十年来,医改举步维艰。目前,医疗费用异地联网结算仍然困难,药价虚高导致的看病贵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医患关系在很多地方依然紧张。但是,新医改还是取得一定的成果,细细梳理起来至少有以下4个亮点:

健全基层医疗缓解看病难

长期以来,基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一个薄弱环节,不仅造成了基层群众“看病难”,而且辗转求医还给群众带来了额外的交通食宿等费用,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费用,造成“看病贵”。

经过十年的探索和建设,“看病难”得到有效缓解,农民受益于医疗卫生全覆盖的例子比比皆是。

据《西藏日报》报道,目前,全区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乡卫生院不仅住院条件改善了,而且医疗设备更新了,医生的业务水平也提高了很多。”2011年12月20日,在西藏自治区南部江孜县年堆乡卫生院住院的尼玛老人说起乡卫生院的变化感慨不已。

在山西宁武县阳方口镇的火烧沟村卫生室,58岁的村民牛金莲因感冒正在输液。牛大娘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村里没有买药和打针输液的地方,碰上个头疼脑热就得雇车去离村子20里的镇医院看病,花钱不少,又费工夫。现在村里头办起了卫生室,看病就方便多啦。”

在中国西部革命老区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何坝乡,65岁的水河村苗族村民周华祥正在乡镇卫生院输液。“我一身的慢性病,以前要去县里、市里住院,路程远又花钱,这几年卫生院条件好了,我自己走过来半个小时,老伴也方便来照看。”他说。

建立新农合让农民看得起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民没有被纳入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小病拖,大病扛”这句顺口溜曾是中国农民看不起病的形象描述。

“我的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万万没想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拯救了我们一家。”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索朗曲珍激动不已。

《西藏日报》报道的索朗曲珍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受益者。索朗曲珍是西藏江孜县年堆乡达热村人,因患乳腺癌和肺结核,治病花了3万多元,因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报销了80%,又因是贫困户,县民政局报销了剩下的20%。

而参加新农合享受“先住院后付费”的政策,更是让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农民张凤玲感到意外惊喜。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农民张凤玲到太原市妇幼保健院做产前常规检查。车刚进太原市区,张凤玲就肚子疼。“我女儿要提前生了,当时我吓得脑袋发蒙。”张凤玲的母亲刘桂香说,当时她身上就带了几百元检查费,要是住院连交押金都不够。

两人赶到医院后,医生却告诉刘桂香不用急,“现在农民患者住院,签个协议就行,不用交押金。”还没等刘桂香反应过来,女儿就通过“绿色通道”被送进了产房。住院几天来,医院对她女儿和刚出生的小外孙照顾得很好,一直没人催她们去缴费。“看完病才收钱,这在过去想也不敢想。”刘桂香说。

大病保险遏制因病致贫和返贫

“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这曾经是多数百姓因病致贫、返贫的真实写照。

39岁的袁国民是江苏省太仓的一名失地农民,现在在工厂上班,每月的工资是1370元,妻子沈春花是一名月工资1800元的普通工人。沈春花突然患上了淋巴瘤,除去职工医保和沈春花此前办理的一份商业保险负担的25万元,其他的钱都要自己想办法。因为淋巴瘤这个病的特殊性,沈春花的很大一部分额外花费都用来买不能报销的进口药,袁国民整天愁眉苦脸。有一天,他接到了太仓市社保部门的电话:像他妻子这样的大病患者,在医保已经报销过的情况下,多出来的医疗费用还可以进行二次报销。

“省下来的钱正好给妻子买进口特效药。”袁国民说,他已经帮妻子沈春花从这个“二次报销”政策中报销了4万多元,“我实话实说,这是个好政策,真的是给最需要帮助的大病患者送来了救命钱”。目前沈春花还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上面是《现代快报》揭秘大病医保的“太仓模式”。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11岁的白血病患儿向兴伟的父母决定给孩子做骨髓移植手术,以往治病的经验让他们深信不疑,新农合和大病保险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医药分开破解看病贵

医药分开就是医治和用药分开,医只是医治,药不随医,降低医疗费用。

在以往的医疗体制中,患者在医院诊断和治疗之后,如果要使用药物治疗,就必须到医院的药房拿药,从而医院药房的收入成为医院正常经济运转的重要部分,这样就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药价过高。

以药养医被认为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症结,2012年7月1日起,北京市和广东省深圳市开始试水医药分开改革,旨在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北京市公立医院医药分开改革分别在友谊医院与朝阳医院实施试点,即取消15%药品加成、增收42元、60元、80元不等的医事服务费。深圳市则取消该市所有公立医院约2962种医保目录药品15%至25%的加成。

据新华网报道,常到北京市朝阳医院西院区拿药的70多岁的李老伯和老伴因为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几种慢性疾病,每个月到医院拿药的花费不少于1000多元,而医改为他们看病带来了明显实惠。“取消药品加成,药价降低;增收的医事服务费里医保可以报销40元,挂普通号只要2元,而且药价降了,我们看病总的花费便宜了不少,改革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李老伯说。

“医药分开”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药品流通的竞争机制,切断医院、医务人员与药品营销商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深圳医药分开执行一个月后,改革成效显著,有近3000种医保药品的价格明显下降。例如,对医保糖尿病患者来说,按规定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用量的药品,药价大约在300多元至500多元之间,取消药品加成后,患者每个月可以节省五六十元,一年就能节省700多元药费。

难题仍待破解

医改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有很多问题存在。

首先,“看病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来自《新华网》的调查发现,通过医药分开取消药品零售的“明加价”,但是,“暗加价”还名目繁多亟待清理。例如,某种药品进入一些医院,需要支付“进院费”,就像一些商品进入超市需要支付“入场费”。

还有在医保部门确定中标药品名单之后,一些医院并不是照单全收的,而要进行再一次选择,由医院领导和药房主任对中标药品中“打钩”。为了确保自家药品能够选上,药企方面还要支付一笔费用,名曰“钩标费”。

长期致力于医改研究的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认为,药品“暗加价”不仅会损害患者利益,而且容易腐蚀医务人员,不利于缓解“看病贵”问题。

专业人士分析指出,药品集中招标,表面上看起来降低了一些药品的账面价格,但在实际上被降价的药品,尤其是降价弧度比较大的药品中,已经有一大部分出现了“降价死”的怪相。即一旦某种药品通过集中招标把虚高的价格泡沫挤掉,随后这种药品就会在药店和医院消失。因此,每次所谓的药品降价取得的实际效果相比账面统计要小得多。这也就意味着,统计部门宣布的通过降价可以给百姓减少的药费要比实际上百姓省下的药费多得多。

也有专家指出,药价虚高完全是我国药品定价机制与市场严重脱节所致,仅靠集中招标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每一种药品的价格并非由市场的正常成本来决定,定价缺乏成本核算这一重要环节。

其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有些地方也不尽如人意。

举例说明,一份出自江西省卫生厅联合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江西省婺源县农医局的《新农合对婺源县农民医疗费用影响的六年连续追踪调查》显示:江西婺源县农民医疗费用上升较快,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大部分都未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县以上医院,新农合给农民带来的补偿,大部分被医疗费用上涨所抵消。

同样,山东潍坊医学院管理学院的《新农合制度对参合农民的影响评估研究》亦称:分析发现新农合制度总体运行较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改善了参合农民的就医行为,但仍存在补偿标准低,基层医疗机构报销目录窄等问题。

再次,就大病保险,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因大病住院的病人在住院治疗过程中,很多价格昂贵的药品尽管属于治疗必需,但却大都不在社保目录,需要病人自费,大多数病人难以承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最后,随着人口全国性大流动,农民外出打工、个体经商户及公司经营销售人员前往外县、外省已成常态,难免会在外地生病。因此,为了方便群众及时就近就医和报销医疗费用,全省乃至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亟待建立。(黄贵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