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内公司还是跨国公司，企业的合规工作都是为了保证企业自身的利益整理 徐定立日前，第二届亚太地区制药合规会议及最佳实践论坛在上海召开，知名医药经销企业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胡勇部长受邀座谈发言，畅谈在中国药企如何开展反商业贿赂的合规经营建设。

　　中国的医药市场一直因“私下利益输送猖獗导致平价药、合理药缺失，药价虚高，市场混乱”而被人诟病。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药品、医疗保健产品分销商，2005年以来，连续名列中国医药(600056,股吧)商业企业销售额排名第一位。2011年，成为国内首家医药商业流通业务超千亿元的企业。公司旗下拥有300家以上的分子公司，在国内所有的医药经销企业中拥有最广的市场覆盖能力。

　　国药控股不仅是一家央企序列的超大型公司，而且还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在合规经营领域受两方面的规制。法律事务部是国药控股公司肩负合规建设职能的重要部门，胡勇部长拥有十多年的公司法律管理经验，分别在外企、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有任职的经历，对于不同的管理文化都有着清晰深刻的认识。在论坛上，胡勇部长与现场主持人、高伟绅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合伙人马云律师（下称“主持人”）一起探讨了国药控股在反商业贿赂等领域的经验。

　　主持人：首先请你介绍一下目前国药控股在法律合规性方面，尤其是关于反腐败反贿赂方面有哪些企业制度及架构方面的措施。

　　胡勇：关于第一个问题，作为一家中国的企业，关于企业的反商业贿赂要有一个定位。首先是针对企业的上游，也就是企业要碰到的那些政府管理机关，如工商、公安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对这些机关，企业存在去贿赂的风险；企业的下游，有二级分销商也有医院，对这些机构也存在商业贿赂的风险；同时，不管是制药企业还是流通企业，在医药产业链中，经常谈到一些防火墙的概念，那其中也有贿赂风险。

　　针对这些风险，国药控股在企业框架上制订了“一五”合规规划。这个“一五”规划和中国目前的“十二五”规划是配套的。我们也希望用五年的时间，把合规框架、合规的结构搭建起来。同时，我们也制订了2012年的合规指引，告诉业务人员应该怎么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可以做的，做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有规范要求的。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在业务人员层面做了合规指引。

　　主持人：国药控股在具体实施这些制度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战有哪些，或者说国药控股在实施这些措施时，特别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

　　胡勇：我们所有制度的制订均围绕着我们关注的焦点。

　　从关注的顺序和重要程度来讲，首先关注的是国外客户， 国外客户对于合规的要求最为迫切。从运营上讲，首先谈的是商务合同，在与国外客户往来中基本上都是由国外客户提供的，这些商务合同无一不对合规提出了诸多的要求，目前合规的趋势不再是仅仅诉诸于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业务过程中，不仅有文字上对合规的界定要求，对于业务的实际操作，如销售指标、发送活动的明细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我们关注的是国内的终端。现在中国的医改如火如荼，导致医院和分销商的关系发生新的界定和变化，医院是我们最大的客户，我们要满足医院对于合规的需求。

　　第三，我们关注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从今年开始对医药领域的不正当营销实行了更低的容忍度，公安机关有了更多的介入，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或者说十八大之后，对我们这个领域会提出更高的合规要求。

　　合规的挑战也分内和外。第一个挑战是行业习惯，中国的医药领域是比较特殊的，从将近三十年的行政主导发展到后来差不多三十年的市场主导，这么多年的销售习惯，以及所有的从业人员，包括领导和一般的销售人员，他们的思维和习惯是我们碰到的首个挑战；第二是制度的缺陷，这将在之后的分享中展开，主要是我对于中国构建《药品安全流通法》的一些想法；最后是来自普世价值观的挑战，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就好比在中国，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大家达成的一项共识，这个共识是不分对错的，就好像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腐败的程度，但实际上只要是腐败，哪怕一丝一毫那都是不容许的，但现实中恰恰大家都对“一定量的腐败”存有包容度。

　　主持人：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许多国内医药企业在同跨国制药企业的业务合作中，往往被外方合作伙伴要求遵守英国或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而我们知道，国外的反腐败法律并不直接适用于国内的企业，因此我们的国内企业会认为其没有义务遵守国外的反腐败法律。作为一家国内医药企业法律部的负责人，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胡勇：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反海外腐败法》的合同条款，是美国公司在签约过程中，与中国企业在反贿赂方面，通过合同提出的要求。对于其立法本意以及其实际要求来讲，我个人是接受的。从企业的运营经营层面，从商业利益角度讲，企业也是乐于接受的。通过法律条文转化为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作用于合同中，同时对我们的行业进行约束，对于短期避免腐败避免贿赂有好处，同时给企业增加了长期的营业能力。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阻力，这与我们传统的经营行为、理念会发生冲击，但这种冲击有利于我们行业的发展。

　　主持人：国药控股在同跨国制药企业合作中，在《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双方理念或制度上的碰撞》？

　　胡勇：在中国，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到企业去任职：退休的任董事，没退休的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一个企业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的企业也乐于和官员或官员的家属产生一种聘用关系，但是《反海外腐败法》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内容对这样一种情况却是持反对意见的，或者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需要企业向社会明示。

　　我猜测这是为了防止利益输送，但是从中国企业来讲，这却是一种资源的对接。我们希望通过法律和制度给这种任职创造一种公平、合理、令人信服的机制。我更希望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优化和建设，更多的政企分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医药行业的反贿赂合规性方面，对于制药企业和上游分销商而言，下游分销商的合规性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国药控股拥有并经营着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及配送网络，如何对于整个庞大分销链上的反贿赂合规进行有效监督？

　　胡勇：中国的医药分销企业有10000多家，国药控股旗下二级、三级公司加起来是270家，我们要管好我们自己，还要管好我们的分销商。我们采取的模式是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的模式。

　　事前控制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规则的建立，从我们的行为指引，包括员工的行为指引、领导的行为指引以及我们的合规文化，我们的合规文化是“全员合规，高层做起”，“合规创造价值”。

　　事中控制看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对此也采取了三种模式：1、国控对其二级公司进行合规考核，这是一种绩效考核，我们建立了相应方法和指标，在每年底由各个职能部门进行评价，抓住公司领导人的同时抓住具体的行为；2、对于这些公司的重大合同，尤其是与医院签订的敏感合同，比如赞助、通过基金会的捐赠等，都要拿到总部进行评审，进行法律风险的测试；3、财务上，通过发票的审核进行事中控制。

　　事后控制层面，我们有审计监察，来复核我们公司的行为。

　　主持人：如果通过审计，发现供应商、分销商存在不合规的情况，国药控股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胡勇：措施一定对应相关不合规的行为。合规分为三个层面：1、是否违纪；2、是否违法；3、是否违规。我们分别设定有不同的处置。最严厉的是取消供应商资格，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主持人：站在一个宏观的行业角度，你对目前中国的医药企业合规制度和实施方面的看法如何？

　　胡勇：国药控股现在还不能代表整个行业。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三大医药市场， 复合增长率20%左右，今年能达到10700亿元的市场份额。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有着良好的市场秩序的经营环境。

　　从行业的发展来看，中国医药行业的合规建设起步比较晚，虽然我们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有述及合规，但从我们签订合同的直接要求来看，是源于国外《反海外腐败法》的规定，是别的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传递过来的理念。

　　此外，中国医药行业的合规建设起点比较高，一个是中国政府的管理理念已经对我们的行业提出了很高的合规经营要求，同时我们发展得如此快速的市场，需要并呼唤一个合规的环境，所以我们的起点是很高的。除了“起步晚”、“起点高”之外，我们行业合规建设存在的第三个特点是“局面乱”。我们现在有上万家医药分销企业，大家通过不同的手段渗入到医药销售环节中，因为不择手段，所以局面很乱。

　　我们看到美国的前三位医药分销企业占据96%的国内市场份额，美国同时又是世界最大的医药市场，几乎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而中国的前三家医药分销企业仅占27%的国内市场份额，所以对于局面乱的现象，我们也相信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随着合规建设的推进，会越来越有序地发展。

　　主持人：如果让你从行业的角度对中国国内的医药企业同跨国公司作一个比较，在合规性制度和操作中，你觉得两者的异同点有哪些？

　　胡勇：相同点是，无论是国内公司还是跨国公司，企业的合规工作都是为了保证企业自身的利益。在合规要求的指引下，企业要放弃一些诱惑，以赢得一些更长远的机会。在企业的价值判断中，诚信经营可以赢得更持续的发展，维护更安定的交易条件。

　　不同之处在于，从法律渊源来讲，美国用的是《反海外腐败法》，中国用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从深度来讲，中国的经济起步仅30年，所以我们所有的合规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和制度上，而我们看到国外企业的合规已经融入到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中。

　　目前中国企业的合规更多地关心企业自身的经营，但是我们看到从合同上、从其他书面上体现出来的国外企业的合规，则是关注环境、关注社会和关注员工。目前中国的央企也有这样的导向，央企纷纷提出“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倡议，很多上市公司也制订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想这是殊途同归的结果。

　　主持人：你认为中国的药品经营企业和行业在今后的合规性建设方面要取得实质性发展所需要关注的领域有哪些？

　　胡勇：我想可以分成两部分谈建议。一部分是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另一部分是给中国企业的建议。

　　给政府的建议，我想首先是立法，目前中国的《药品管理法》在药品的安全、生产和质量方面均制订了规范，但在流通层面的约束少之又少，对于一个超过万亿的市场，我们需要一个流通方面的法规。这个法规的名字我暂且叫做《药品流通安全法》。此外，政府在医改的过程中，应尽量将顶层设计做到最科学，以防止制度性腐败。对于行政层面，严刑峻法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新闻机构对行业进行介入，对违法事件进行打击和曝光，这个行业才能更健康更合规。

　　由于违规的对象也是企业本身，所以作为企业来讲，应该有自律规范，所以我建议，行业中的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应该创建一种行为标准准则，以便大家共同遵守。中国的医药行业要做好一道算数题：法制做加法，腐败做减法，合规做加法。那么通过逻辑如何把它们连接起来呢？法制通过行业制度的顶层设计减少腐败，合规在市场经济塑造健康交易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