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创立者，受争议的鸡尾酒疗法已经离他渐行渐远，何大一开始了抗艾疫苗的新征程。 

  几个月前，药物信息协会（DIA）第四届中国年会邀请了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何大一（David Ho）作为主讲嘉宾之一发表演说。我尝试着同主办方联系，能否给何教授做一个专访。于是，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贵宾室，我第一次见到了因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而举世闻名的华人科学家何大一。

鸡尾酒疗法：只是赢了一场战役

为了这次采访，我查遍了近20年中外媒体对他的报道，有港台节目《杰出华人系列》三集联播，1996年《时代》杂志封面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名人专访，还有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等。

在这些报道中，何大一被媒体具象为人类对抗艾滋病扭转乾坤的真正英雄。那么，除了鸡尾酒疗法，除了艾滋病，我们的报道还能给读者带来一个怎么不一样的何大一？

当他出现在面前时，睿智，儒雅，整洁，采访过程中始终保持微笑，一如在纪录片上所见，只是较几年前，何大一两鬓已有些许斑白。毕竟已是一位年近60岁的长者，而且是一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的科学家。

在贵宾室，面对随同而来的两位翻译专家，何大一对我说：“我听中文没有问题，你就用中文问我吧。”

我把心中的第一个疑问抛给他：“您怎么看待媒体中的自己以及您所取得的荣耀，您觉得它们都是真实的么？”

16年前，鸡尾酒疗法成功问世。何大一作为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因复制而呈现多样性的科学家之一。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何大一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研究联合抗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26年来，何大一一直走在艾滋病研究的最前沿。自鸡尾酒疗法问世以来，发达国家的艾滋病死亡率下降了6成多，同时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将这一疗法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几百万名艾滋病患者。

1996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何大一为“年度风云人物”，接踵而来的是各种荣誉。这些荣誉在将他推向前台的同时，也将他置于压力舱中。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让很多人认为艾滋病从此被攻克了，“但事实上，我们只是赢了一场战役。”他说。

对于过去的荣耀和媒体闪光灯下的自己，何大一坦承：“当中的报道有一些是真实的，有一些是合理的捕捉，要么着墨过多，要么极力淡化，这就是媒体，对吗？”他反问我。

“尽管此前我的工作已为业界所知，但是《时代》、《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赞誉将我推上了另一个平台，更多公众得以接触到艾滋病防治的知识。我感谢这种认可和关注我的人。”

艾滋病疫苗：突破可能在明天，也可能在多年后

获得殊荣后的几年，何大一主持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却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开始陷入科学低潮，缺少研究方向，完全不是当初因鸡尾酒疗法赢得科学桂冠时的样子。这些挑战让一些人对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前途感到担忧：在这场对抗艾滋病的持久战中，该中心和它的金牌带头人究竟是已经接近新的重大突破，还是依然徘徊不前？

为了彻底攻克艾滋病，何大一必须研制出一种艾滋病疫苗，而这正是他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中心。何大一说：“研制疫苗的工作异常艰巨，给了我们从未有过的挑战，我们需要等待科学突破，这种突破可能就在明天，也有可能是在多年之后。”

目前，何大一领导的研究小组已研制出用于预防艾滋病的两种脱氧核糖核酸（DNA）疫苗，这两种疫苗的I期人体临床试验已在美国进行，但疫苗正式投入使用至少还需5年。何大一说，他的研究中心一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中方机构有着良好合作，将来可能会在中国开展艾滋病疫苗的人体试验。

近20年来，何大一往返穿梭于中美之间，作为一名科学家，何大一的活动空间不仅仅局限于实验室，他把艾滋病研究与防治工作扩展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

何大一说，鸡尾酒疗法发明后，很多科学家将它带到了非洲、泰国等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地区，“我的背景自然地把我引向了中国。”何大一于1952年11月生于台湾省台中市，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在他看来，从中国走出来，又回到中国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循环。

说到疫苗，何大一滔滔不绝。当他告诉我，他将在大会上向所有听众介绍他的团队最新艾滋病疫苗研究进展时，我的内心也兴奋起来，受争议的鸡尾酒疗法已经离他渐行渐远，何大一终于开始了人类抗击艾滋病的又一个新征程。

“未来20年，您80岁，您还会在这个领域做事么？”我问。

“应该会，我天性乐观，不然不会一直在艾滋病这个领域中探索。”何大一说。

对话

记者：您正在研发的艾滋病疫苗项目情况如何？

何大一：我们在HIV预防上有一个新项目。这是一种被动免疫方法，将使用抗体来阻止HIV感染。我们要开展的工作很多，其中一项是推进概念验证试验，令这种抗体在抗HIV活性方面和药代动力学方面更好。

我们已在美国开展了Ⅰ期临床试验，并在美国开展Ⅱa期临床试验。未来两年，我们计划在中国开展一项关键性研究——Ⅱb期临床试验。在中国开展这些研究工作有很多理由，中国有大量高风险人群，许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都有兴趣参与，科技部、卫生部现在迫切需要参与到创新性研究中。由于我们现在采取一条非常新的路径，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大概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记者：Ⅱb期临床试验纳入中国人后，需要在哪些环节有所突破？

何大一：未来Ⅱb期临床试验，希望将中国纳入进来。但对这一项研究，如果有多重操作标准，会使其变得困难重重。

我并不认为，西方的标准就是黄金标准，但大家需要一起协调，要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不仅针对西方的科学家和西方制药公司。如果中国的科学家希望参与世界水平的竞争，大家应该在整体上知道这些路径是怎么样的。

在中国开展部分Ⅱb期试验是一个耗时很长的马拉松，需要长期努力。我们将与国内很多人士展开对话，包括科技部、艾滋病基金及卫生部。科技部和卫生部同意给予支持，我们需要接触SFDA，因为他们是最后一道环节。

记者：研究经费紧张吗？

何大一：常常。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在一架不会停息的跑步机上跑步，稍微松懈一点，滚轮转动就慢下来。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令政府削减了大批科研资金支持，在中国反而会好一些。由于我是一位外籍科学家，不能直接从科技部或卫生部申请经费，但通过帮助清华大学在医学院建立一所研究所，可以作为申请基金的基础。这是一项跨国试验，我们将充分利用国际基金的体系开展这项协作研究。

记者：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有近1/3的研究人员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但目前回国做研究的华裔学者越来越多，您如何评价国内整体的学术环境？

何大一：从这个研究中心走出去的科学家把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最新成果带到了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地。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地艾滋病研究机构的负责人都是我的学生。

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精英。如果您看看西方国家的实验室，就知道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工作。很多人带着新技能和新思维回到中国，西方科学家与中国科学家之间的鸿沟一直在缩小。

中国政府的投资正在增长，对大家回来工作或建立合作研究确实有吸引力。政府领导层也非常有远见，他们确实希望中国在研发方面成为一个强国，会有很多投资。当然，要改变现在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还需假以时日。

记者：作为团队领导者，您如何看待科研中的失败与成功？

何大一：如果你从来没有失败，你绝不会成功；如果你不想失败，你将只会归于平庸，这一点在美国的价值体系中非常凸显，有别于东方文化。失败后再回去改正，科学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自我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