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1日，放射医师曾和礼（Elias Zerhouni）博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任职主管295亿美元资产的院长，工作了6年半之后，任满卸职。NIH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基金提供者。即使机构陷入缩减预算和科研经费申请成功率暴跌的困境中，曾和礼在任期内依旧持续关注创新、多学科及临床研究，设立转化医学中心最早也是由他提出的。

退休后曾和礼博士加盟赛诺菲任全球研发总裁，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院士，并当选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曾和礼博士。

记者：在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期间，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我主要的贡献是为NIH灌输了前瞻性的理念。即使身处金融危机时期，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减少对已有项目的投入和拒绝对高风险、高价值的新事物进行研究。我自豪于为新的研究者所设立的项目。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规定了某个项目必须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新研究者才能够得到基金，使得原本可以得到基金的高级研究者却得不到。面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回应？

我认为，那只是偏见。多年以来，年轻的研究员与具有经验的研究员之间的成功率差别只有5%~6%。我的原则是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

记者：您现在加入工业界，与在NIH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作为NIH院长，我更多是做组织方面的工作，负责高达295亿美元的预算，努力推动一些新政策，包括培养人才、筹集资金，开展新的研究项目以及与学术界和制药界进行合作。

来到赛诺菲后，目前的预算是每年50亿欧元，整个研发团队为13，000人左右。工作重点则是把专业知识转化成实实在在、能够改善病人健康的解决方案。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非常多元化，无论在学术界、政府还是工业界，都能给我非常好的体验。在NIH时，更关注美国国内，现在则要关注全球不同市场，包括美国、欧洲、亚洲等，工作变得更具有全球性，要解决全球的健康问题。而赛诺菲旗下的业务非常广泛，有药品和疫苗。可能一个疫苗产品就有几千万人使用；而一种罕见病药物可能只针对十几个病人，这也是很不一样的。

记者：从全球来看，各国政府都在压缩专利药的报销比例，实则通过政策来提高仿制药比例。工业界的创新还会持续么？

答：没错。一方面，各国医疗费用不断上升，而对创新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但成功率并不是特别高。因此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很多国家和政府希望通过限制药价来节省医疗费用的支出，因为，削减医院费用或医生的相关支出非常难。

但我们看到，如果不支持创新，或创新没有带来很好的回报，最终结果就是没有任何新药了。各个国家都希望找到平衡点，但每个国家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做法和侧重点也不一样。有些国家过多地关注对医疗费用支出的控制，忽视了创新。这些国家的制药生物科技公司就不会有任何创新的动力了。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国政府极力控制和削减医疗方面的支出和成本，制药行业的创新活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美国则相反，它鼓励创新，全球的制药企业都愿意到美国开展研发活动。 

记者：大公司的策略开始有所调整，会削减一些原研药的研发投入，更多关注仿制药，赛诺菲现在整体研发策略是什么？ 

答：的确有一些公司开始侧重于仿制药，从专利到期的药物中获利。但也有很多仿制药公司对研发进行了很多投入。只有首仿才能获取较大利益，如果你是第4、第5个做仿制药，其益处不多，因为政府会不断降低药品价格。仿制药企业也要关注创新。

关于缩减研发费用，我有不同的看法。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上很多公司，对研发方式和思路进行了革新，从以前封闭式的创新模式转向更加开放式的模式。对赛诺菲而言，研发费用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策略；我们希望引入更多转化医学的内容，这个思路对未来的新药研发模式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只有通过创新，才有进一步降低整体医疗费用的潜力。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新药全球同步开发的能力？ 

答：在过去两三年中，我们的确花了更多精力对中国的临床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包括打造整个临床研究网络。赛诺菲中国研发团队的几百名员工都在与中国顶尖级的研究机构合作，主要进行Ⅱ~Ⅲ期临床研究。在中国进行同步开发的数字正不断上升，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进行针对中国病人的开发。

中国的新药临床研究能力已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合作伙伴项目，中国的研发能力可以获得很多收益。以后并不是把在其他国家研发的药物进口到中国来，而是将中国研发的药物出口到其他国家。

我还想补充一点，中国鼓励创新的环境越来越完善。如在中国进行早期临床研究，根据目前的法规，除非试验药品完全是在中国开发生产，否则无法进行Ⅰ期临床，但是要做到试验药物完全放在中国生产目前来说仍然很困难。对赛诺菲而言，可能部分原料的活性成分在美国合成，而生产是在法国。未来随着和中国的合作进一步深入，我希望能推进相关政策不断发展，能在中国展开更多创新药的Ⅰ期临床试验。

中国政府持续加大创新的力度和支持，让我深受鼓舞，这也是赛诺菲不断加大在中国投资的原因，这是完全扎根于中国的新化合物分子的研发。

记者：日前，全球前十大制药公司组建了一家非营利性组织TransCelerate BioPharma，旨在联合简化临床试验，加快新药开发步伐。您如何评价这一合作模式？ 

答：尽管过去10年来制药行业在研究和开发项目上的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新药的产出却一直不尽人意。我本人也是TransCelerate BioPharma研发部门的负责人，临床研究在不同国家的标准和质量是不一样的，但对于新药研发来说，又必须保证一致，这就造成了不同监管机构的标准有差异。对企业和监管部门来讲，协调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对各国政府、行业、病人和监管部门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统一标准。TransCelerate BioPharma其中一个项目是要对临床试验中数据记录的方式标准化。

TransCelerate BioPharma还将通过标准化工作，让临床试验基地达到合格要求，并对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它还可以让制药公司更容易地采购另外一家公司已上市销售的药物，以用于比较性临床试验中。

通过这些做法，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质量就可以不断提高，开发时间也可加快，相关费用大家共同分担，这是美国FDA希望制药界做的事情，也是很多政府期盼的事情。我们在欧洲已展开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个组织对任何国家都是开放的，如果中国的企业感兴趣也可以加入，我们非常欢迎。

 即使身处金融危机时期，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减少对已有项目的投入和拒绝对高风险、高价值的新事物进行研究。我自豪于为新的研究者所设立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