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开始实施。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抗菌药物管理办法，能否真正遏制抗生素滥用？成为备受大众关注的问题。

管理法规本只有严和不严之分，现在却出现了“最严”的字眼，也是一种国情。这种定义不是来自官方，而更多是源于媒体在采访中的直接感受。但它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抗生素滥用不达标的医疗机构，院长们将被约谈；性质和情节严重的医生，还有可能将会因此被吊销执业证书。这种硬性十足的条规，确是有别于以往，让业界感到一片“寒意”，“最严”成了这种微妙心态的真实写照。

在国内，药物滥用向来很严重，抗菌药物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卫生部选择向滥用抗生素行为“开炮”，其实早有先兆。如果说，以前只是民间的医疗工作者及媒体小打小闹地反对抗生素滥用。现在，包括卫生部专家及官员在内的人士都已经参与进来，反对与声讨这种不合理且危害极大的用药行为。“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抗菌药物的滥用已经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十分突出的问题。作为全球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我国每年每人平均要挂8瓶水（含抗生素输液）。”说这番话的是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

“治理抗生素滥用”是时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凝聚这种共识并不难，问题也已经摆上桌面，关键就在如何破解难题上。

当然，说这一纸最严“限抗令”出台后，立刻就能够扭转不利局面还为时尚早。但客观来说，据笔者观察，它的确已让医方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处方行为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在“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60%,门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20%,急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40%”这条硬杠杠面前，为了不在整顿活动中闯红灯受罚，相比以往，很多医生选择更谨慎地把关开药。

单就《办法》本身而言，没有最严，只有更严。仅仅靠法规的威慑来治理药物的滥用，在专项整顿的非常时期，或许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整顿活动结束之后，这种滥用会否因时间而冲淡，因自上而下的放松警惕而反弹呢？这是一个问题。

这场治理本身还有非常脆弱的另一面，过于强调数字达标，带有官场上浓厚的“数字考核出政绩”的色彩。而在一些专业医生看来，它本身是荒唐的。使用抗生素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如果以统一的数字来判断和定义医方行为，未必就可靠。它可能也会混淆真相，会给医生的正确治疗制造额外的压力。有患者就曾向媒体抱怨，为了不闯“红线”，医生拒绝给他们开抗生素药物。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些少数例子，但它毕竟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健康，一旦出了意外，负面很容易被放大。

何谓抗生素滥用？什么时候应该或不应该使用这种药物？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专业的问题就要用专业去处理，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现在，一纸“限抗令”，不过是为治理这种药物滥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想真正打赢这场艰难的战役，还需要一个个专业的机构挺直腰板，去履行及执行管理的职责，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这种专业力量可以是医院的管理者，也可以是卫生部门，还可以是医师协会。没有这种专业的力量，单单靠禁令本身的强硬或者非专业力量的外部监督，要想管到位，谈何容易？

“治理抗生素滥用”是时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说靠一纸最严“限抗令”就立刻能够扭转不利局面还为时尚早，遏制抗生素药物的滥用，除了多方配合，最关键的就是落实监督，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只有以“史上最严”的执行力，才能将“限抗令”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