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高药价”的又一措施出炉了。国家发改委拟从5月1日起，调整部分消化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现实：经历多轮“限价令”后，限价药品在多地药店遭遇下架的情况屡见不鲜、药企对限价药品“变脸”后重新销售且价格翻番、医院招标时避开限价药……

“限价令”一出，药店采购就避开限价药，而限价药品要么“死掉”，要么变个脸，在“限价令”范围外，以高价复出。如此“链式反应”，显而易见药企、药店对于高药价的依赖有多强烈，也不难窥出：这些市场主体在疯狂逐利的同时，将国家政策、职业伦理放在了何种轻微的位置上。药价依然高企，甚至“报复性反弹”，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后“限价令”时代，该如何降药价？

首先，对于“限价”政策的出台要有所预见。药价一限制，不愿割舍利润的药企、药店必然会“魔高一丈”。他们会凭借市场主体的话语优势，以及市场交易过程中身份的专业、权威性，变相地从消费者身上进行盘剥。但是，消费者不知道哪种“限价药”是被高价药替代了，哪种药物是“换盒不换药”，难道，发改委也不知道吗？药监部门又是干什么吃的？大批财政供应的专家去了哪里？

如此看来，在遏制药价高企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摸清楚哪些药品是可能被替代，被“变脸”的。之于同一类型药品，“限价令”颁布后，原本常用的药品突然不常用了，换之以价格更高的药品，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相关部门掌握着常用药品的名目、限定价格，是不是也应该掌握一些药店动态？对于那些规避“限价令”，透支政策善意的药店、药企，就应该依法论处，否则，国家政策实在难言权威性。

问题依然逃避不开“不能还是不为？”的诘问，如果真要降药价，发改委等政府部门比我们有办法得多。只是，当药企、药店、药价盘根错节在一起，构筑起行业畸形发展的浮华外景，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主体利益勾兑时，降药价、维护群众利益，就只能是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海市蜃楼。除了厘清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义务外，更应该明确市场监管部门自身的责任，药价关系到能否“病有所医”的举国愿景，问题出现时，岂是一句“遭规避”、被“移花接木”所能解释？

“限价令”的善意无可非议，但如何“限价”，不能看“广告”，还得看“疗效”。技术上的革新需要以结果为导向，而正面导向，则要以相关部门的职责履行为依托的。（郭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