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市场机制监督药品

◎胡颖廉　国家行政学院讲师

药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这是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说的。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有很多，政府监管只不过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之一，但要解决市场失灵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机制本身有效的运行或者完善。市场机制本身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跟我们的医药企业结构有关。我国医药企业结构是多、小、散乱，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而且非常乱。我们有5400家药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医药市场，但他们的医药药厂可能是我们的零头甚至不到。如此一来，我们的企业只能靠价格取胜。中国有一个很特定的现象：医药代表，因为没有办法靠质量吸引患者或者吸引医院，我们的药厂大大小小都养了一支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只能靠营销的手段，用价格推销它的药品。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国家的药品定价机制。药品跟民生息息相关，因此物价部门通过三番五次的降价并希望药品的价格能够降价，他的出发点和初衷是好的，但这个政策并不符合我国药品产业。如果一个药品当馒头卖时，那么必然的结果是每一家药厂是想着怎么把药品成本降低，而不是把质量提高。这带来了中国药品市场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药品价格很便宜能卖出去，药品价格很贵也能卖出去，要么便宜，要么贵。市场机制本身不健全，不完善，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下，企业没有动力去做好药，去做高质量的药品，而恰恰有动力去违法违规做低质量的药品。

其二，药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监管部门问题或者一个产业问题。所谓的社会性问题跟社会结构、心态、行为息息相关。为什么它是一个社会行为？经济学、管理学上说需求决定供给，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低水平的药剂？这个和消费结构很相关。国际上有一个经验，把恩格尔系数跟一个国家的食品、药品需求做一个对比。当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时，一个国家面临的主要是食品和药品的数量安全，当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主要面临的是质量的问题，老百姓对药品和食品的质量、安全、卫生、有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恩格尔系数在40%-50%之间时，是两者兼具。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处于什么水平？我归纳的是“一个中国三个世界”，大城市北、上、广、深跟发达国家很接近，恩格尔系数接近30%，大家的支出主要不是吃饱而是为了吃好，但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这个系数在50%以上甚至60%，因此我们的需求结构非常复杂，任何质量的药品只要生产出来都有销路。当然在这里说并不是说消费者要负责任，只是说我们的社会结构跟销路药品的生产结构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其三，药品和食品监管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2008年我国药品监管体制是垂直管理，后来改了，这带来一个大问题：地方政府属地化管理。但是药品风险是流动性的，这次毒胶囊事件，胶囊生产地在浙江和江西，但是药品的生产地则在吉林、青海、四川，在全国各地跑了一遍，就说明了这种流动性。这就需要有流动性的执法，有跨地区、跨地域的管理。各地方各部门就容易产生了机会主义的想法，只要不给本地造成直接、致命的损害，就听之任之。再加上流动执法或者跨地域的执法需要成本，药监部门没有人身强制权，必须跟公安部门一起联合执法，这就需要支付相关费用。如果属地管理，凭什么花自己的成本去给别人办这样的事？

现在的药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一个最不愿意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即人人造假，人人成为受害者。网上有个笑话：卖地沟油的人吃了“毒胶囊”后吃死了。这讲的就是一个人人造假人人受害，这种局面不能发生。

我在这里提两点具体的建议：第一，现在很多药品和食品行业有产业聚集效应，比如浙江新昌，一个镇上有40多的胶囊企业，面对这样的情况，能否有一种区域限制的做法。如果一个专业村或者镇发现了有生产经营反复的、严重的违反违规现象，能否把整个村镇生产经营者都驱逐出市场？类似古代的连坐制。监管者不可能天天盯着生产经营者，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生产经营者之间最了解对方再搞什么猫腻，如果你做的事触犯了我的根本利益，我当然跟你没完。(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第二，举报制度，美国食品药品监管法律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内部人把内部的现象揭发出来。我在想这种办法在中国能不能用？事实上去年底国务院已发了一个文，要求各地建立食品安全举报制度，最高上限可以到50万元，鼓励内部相关人员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暴露给监管部门，在这样的体制下，监管部门就不必面临每次被媒体跑在前面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