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为权力而战，政治家为责任而战。

我的离职，是我不情愿的，但同样也是没有赢家的，没有所谓改革派或者旧势力任何一方的胜利。胜利的惟一标准是整个上药事业的持续发展。

我的离职，我是有责任的，尽管我的去留不是我说了算。我不愿因我的离开而让上药的发展受到波折。但这又是一个事实，我的离开确实让上药的发展充满更多不确定性。我所推动的新上药战略仅仅启动了3年时间，诸多基础并不稳固，退回去走老路轻而易举。

我很清楚，国企一把手的处事底线是必须保住自己的位置，有这个基础才能够谈这个假设之上的东西，才能够让新上药战略稳步推进。出现今天的结果，不外两点，亦或我太相信组织了，亦或我还是没有管住自己，冲动的惩罚，战略管理上的突进冒犯了既得利益。

人就是这样，说起来，什么道理都明白，但做起来，总是控制不住。或许正因为如此，历史的真实和多样才如此不可捉摸、不可理喻。

这段时间，我把自己原来的手机号码关停了。理由很简单，我若不接朋友的电话显得不礼貌，若接了电话不谈点什么也显得不礼貌，我若是在此时说一点什么，又会有人觉得我对他们不够“礼貌”。其实我的手机暂时关停了，也是对朋友们的一种解脱，我知道一些上药内部或外部的朋友为给我的电话或短信，可能陷入一种两难——即要表达对我的问候和关切，又要让我不至于感觉被安慰和被同情。被安慰和被同情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而言，是一件有损尊严和体面的事情，它几乎与弱者划等号。但我必须坦然，在这件事情上，在一个组织系统内，我确实是无可怀疑的弱者。不管我的精神多么独立和自由，也不管我的内心多么不在乎一切身外之物。

我说过，自己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都不干，这保证了我在这段时间不会有半点失落。尽管我还说过，人生最奢侈的是无所事事的消耗生命，但这后一种情况是自己在一个有使命有担当有责任的状态之中。我也承认，正是4年前重振上药的使命激发了我的热血和斗志，让我义无返顾、乘风破浪，但现在，我卸下了这个沉重的叫做使命或责任的包袱，我离开了那种状态，并且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坦白的说，今天这个结局在我的脑海里重复过上百次，但这一天真的出现时，我仍然有点吃惊，有点突然，感觉太快了，太不可思议了。4年前，历史赋予我重塑上药的使命，4年后历史扼杀了我的这个使命。这就是历史的不讲理，想给就给，想收就收。让人想不明白的是，如果注定要收回去，何必又要给出来，这就像一对悲情的恋人，缘分让两个人相识相知，却在各自准备托付终生的时刻，突然将其拆散。

如果一定不要去抱怨，那惟一能够说服自己的逻辑是，一切充满偶然。偶然，容不得你不去毫无保留的接受。因为偶然，人们就可以很便捷的将自己的愿望和努力放在结果之外。因为偶然，人们学会了必须珍惜或喜或悲的一切岁月。

历史的偶然无可置疑，但我却不能将全部的历史推给偶然。这段时间，我的所思所想，总结起来可以这样形容：“三个未来，两段历史，一个问题”。

三个未来是：上药的未来何去何从？这件事情我毫无办法；我在上药的团队何去何从？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忙；我本人何去何从？这件事情在于我自己的选择，但不在于我明白的道理和判断。两段历史可以叫做“吕明方给上药的‘遗产’”：上药的吸收合并一体化运营和全产业链战略。任何战略构想都只有经历实践才能得以求证和发扬，我不希望这两段来之不易的历史被后来者放进历史的垃圾桶，但我确实毫无办法。

一个问题，始终要回到国企治理的问题。《医药经理人》半年前专访我时曾就此让我谈感想：国有企业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内做成行业第一，这个概率是存在的，但如果说国有企业可能基业长青，这个概率就为零。华佗来也好，韦尔奇来也罢，概率还是为零。我自己对此曾给媒体有过表述：“不可回避，历史上，上药集团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但通过制度安排和基础管理的夯实，新上药完全可能变为成长性公司。”

现在看来，这句话除了我自己真实的相信，其实是一句政治上永远正确的废话。

注：本文为《医药经理人》杂志社执行总编谭勇以吕明方口吻所撰写的观察评论。特声明如下：本文纯属虚构，力求真实，若有不妥，诸公包涵。为保持文章的虚构性，《医药经理人》在行文前刻意没有与吕明方本人电话或面谈。 

2011年8月，吕明方在上药集团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直面矛盾勇于突破，破解难题抓好落实》。他语气恳切地讲：“坦率的说，上药退回去走老路，很容易就退回去了，但往前走会很艰难。我们必须看到存在退回去的风险，因为我们的体制还不配套，我们的环境还不配套，我们的干部队伍还不配套，我们本身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惰性。包括我，包括在座的，永远可以找些理由让自己休息一下，懈怠一下。这种休息和懈怠会让我们停顿下来。我们要跟自己的惰性，环境的惰性，习惯的做法抗拒，用心解决精神懈怠的问题，解决能力不足的问题。

革命革到最后，最难的是革自己的命。换位思考是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走这条路，后面的路就不能走下去。勇于突破的点在哪里？本质是要解决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推进上药的新发展，用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去保障上药的新突破，以及用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去营造上药的新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