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严重影响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2010年国办发56号文要求各省执行“双信封招标”、“量价挂钩或单一货源承诺”、“最低价中标”的招标方式首次取得了平均中标价与实际市场价相接近的效果，戳穿了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药品招标十年来药价虚高的黑幕。然而在零差率政策下基本药物招标严重影响了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1. 低价药无法保障供应

在一个省的量由价格最低的一个品规独家中标，独占该品规一个省的基层市场份额的条件下，一旦落标将失去进入该省基层市场的资格。当多个生产企业在竞价时，企业必须以很低的价格投标，这一低价仅能维持成本或实现微利，甚至低于成本。如安徽2010年基本药物中标结果中通药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匮肾气丸(大蜜丸、6g、10丸/盒)中标价为3.6元，接近成本价。在各省基药中标结果中，这类品种约占2/3。在零差率政策下，基层医疗机构不能从明处获得加成收益，低价中标药品又不可能有回扣空间，基层医疗机构就没有积极性购进，在订单确认、收货、付款环节不予配合；由于配送费极低，药品经营企业没有积极性配送此类药品；由于招标采购周期长达一年，一旦出现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市场变化时，生产企业就无法保障供应；由于低价药戳穿了大医院药价虚高的黑幕，从事大医院药品销售的生产经营企业，大肆宣传低价不能保证药品质量，使得低价中标的企业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让企业名誉扫地。低价中标的药品生产企业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让基本药物供应不可持续，违背了基本药物可及性的原则。

2. 高价药在回扣刺激下销量猛增

独家品种、易于围标的品种中标价依旧虚高，平均中标价是市场价的2倍以上，甚而有高达10倍的。在各省基药中标结果中这类品种占到三分之一。高价药有足够的回扣空间，回扣的诱惑让基层医疗机构在订单确认、收货、付款等环节积极配合；由于利差巨大，药品经营企业争夺配送权异常激烈，以高额保证金(10－500万)、预付款、提供临床促销队伍等优厚条件抢夺配送权，让大医院“高定价、大回扣”的营销模式迅速传染到基层医疗机构(业内称“小临床、小学术”)。在回扣的刺激下，这些高价药销量猛增。例如：安徽省2010年基药中标结果中归脾丸中标价为2元，采购量仅为0.3万元，归脾合剂中标价为20.01元，是归脾丸中标价的10倍，采购量为158万元，是归脾丸的527倍。(《安徽基本药物制度“量价结合”落空？》，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6月10日。)

3. 权力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尽管56号文规定由中标企业自主选择配送企业。然而在各省实际操作过程中，配送权最终由地方政府决定，药品经营企业为了争夺配送权，不择手段进行各种公开和隐性的公关。不少省份在目录增补、投标规则制定、配送权的确定等环节明显倾向本地企业，地方保护主义明显。

4. 财政养基层医疗机构问题更多

在零差率政策下，以财政养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不是以病人为中心，而是以主管部门和领导为中心，推诿病人的现象很普遍。2011年12月26日财新记者在安徽的调研结果显示肥西县基层医疗机构2010年住院人次下降57.4％，而流向合肥大医院的病人增加了22.2％。而虚高药价、过度医疗主要在大医院，其医疗费用数十倍于基层医疗机构，这种财政养基层医疗机构的方式倒逼患者流向大医院，让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

5. 药品生产经营行为扭曲、秩序混乱

基层医疗机构执行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前，自主确定采购品种和价格，以不超过国家最高零售价卖给患者，在基层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当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只需要进行价格、质量、服务的竞争，经营企业行为也规范。

执行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后，遏制了正常价格竞争，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得不以回扣作为主要竞争手段，谁的回扣多，谁的药品就卖得好，而且在目录增补、招标规则制定、投标报价、配送权的确定等环节必须采用各种隐性公关手段。

所以说，只有取消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实行只管最高零售价政策，基本药物制度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制度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得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