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带孩子到一家三甲医院去看皮肤病，因为担心影响孩子上学，就直接挂了专家号。在排队等候过程中，有患者拿着大包的药品不停地进出诊室，不知何故。轮到笔者带小孩就诊，只见标牌上印有多项显赫头衔的专家一边听笔者的述说，一边简单地看了一下孩子的双手症状后，即诊断为丘疹性荨麻疹，并当即通过院内联网电脑进行了组方选药，提出在交钱取药后再拿回来由其指导如何使用。在划价窗口，被告知医生所选药物有8种，全部药价超过150元，至此笔者更加纳闷，托辞带孩子离开了，并重新找了家并不知名的医院，经门诊医生诊断仅为常见性冻疮。

孩子没有患上麻烦的皮肤病，固然让笔者放心了，但发生在这家三甲医院的情境不能不让人多作追问，为什么在规模医院，患者看不到医生处方，是院方基于控制运行成本、实行电子管理的需要还是另有其他考虑？为什么知名专家在弄不明常见病症的情况下，却依然顶着权威开“大处方”，那患者的用药安全与“看病贵”问题如何落实与保障？其实，无论从近些年国家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支持力度，还是广大患者对规模公立医院的医疗救治期盼，都不应该让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再次成为新的话题。

说实在的，医生开“大处方”，利益驱使是根本，这中间既有医生的愿望也有院方的默许，是医疗机构存在已久的不规范、不道德执业行为。但只要这种“顽疾”不除，药品回扣之风盛行，患者的医药费用就会居高不下，广大群众怕看病，看不起病的沉重包袱就卸不下。

而要解决群众“看病贵”问题，必须斩断医生“大处方”背后的利益推手。就此，笔者认为，还应该更多地从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与制度机制建构入手，从根本上规范医生的执业服务行为。

一要建立完善医德医风教育制度。通过组织开展多形式的教育活动，使每一位医护人员，尤其是处方医生认识到“实践治病救人，关乎事业发展”的共同使命，并自觉做到在临床服务中、在开方选药时能真正以病人为中心，对每一个病人负责，切实遵循依病情需要、对症下药的用药原则，若病情不需要坚决不多开药，努力以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技术服务水平赢得患者认可，树立医院良好形象。二要建立健全激励促进机制。要从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积极性、主动性的要求出发，既通过改革个人收入分配机制，实行个人工资、津贴定岗定薪，按劳取酬，向突出贡献者、业务骨干重点倾斜，又通过强化技术服务，提升诊疗服务价值，来全面提高医生的收入待遇，遏制医生开“大处方”、“高价药”的利益冲动。同时要将医生使用基本药物及合理规范用药情况进行跟踪考评，并与职称评定、职务聘任晋升等挂钩，如定期对门诊处方书写的规范性、处方用药及配方的合理性、用药时间、用药适应症及处方费用等进行考核和点评，对滥开“大处方”的医生给予严肃批评并实施经济处罚，这样从制度层面为营造与提升良好的医德医风发挥保证作用。三要切实发挥处方用药规范的制约作用。卫生部已发布《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它是全国统一的权威性处方集，不仅为常见疾病的临床用药提供了参考依据，指导医生正确合理用药，让群众能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基本常用药物提供了保证，更能有效避免少数医生为提高收入而多开药、开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