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该有一种长远发展观，凡事立足长远。如果企业为了短期目标而不顾客户、供应商利益及忽视社会责任，一味强调自身利益, 为了自身利益牺牲对方利益，一旦恶名传出去，形成一种恶劣的社会影响，则不再有客户愿意下订单、不再有供应商敢向企业供货。这样，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企业自己。

无独有偶，纵观日本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发展轨迹——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发展工商业，到20世纪初开始向海外销售产品，但绝大部分产品粗制滥造，或质量低劣、或仿冒欧美名牌产品，使得全世界各地一看到“日本造”产品马上就联想到假冒伪劣。二战之后，日本企业闭门思过，认真反思公司过去的行为，认为假冒伪劣产品不再是兴国之道，只有良好的诚信才是企业真正的发展之道。于是，日本企业开始在产品质量及商业诚信上狠下功夫，终于创造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

从清朝初年开始，山西商人就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商品贸易和整个民间金融系统，甚至插足亚洲其他国家金融事务。当时的清政府既无财政部也无银行，对整个国家的金融控制几乎失效, 而山西商人则起到了实际上控制北中国整个金融体制的作用。

企业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晋商经营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晋商在北京的各家商号被洗劫一空，账本都付之一炬。这时，商号完全可以待查清帐目之后再兑现银票，但是北京山西各商号的老板决定不再查清帐目，而是直接按照客户存折上的银票数额兑现现金。40%在京的山西商号因此而关门倒闭。

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发行了晋钞，阎锡山失败之后，晋钞贬值为25元兑现一块新币，当时太原最大的商号“大德通”完全可以按照1 ：25的比例兑取存款，但是“大德通”没有这样做，而是仍然按照战前的兑换比例和晋钞的原有价值兑换给客户。结果，“大德通”商号损失惨重，随后不久关门倒闭。

从这二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山西商人的经营原则中有一种超出利润本身的价值理念。在这一价值理念中，信义和基本伦理才是终极目的，而利润本身是第二位的。当时，所有山西商人的商号店铺里都供奉着关公像，用“义”和“诚”来团结同仁、取信客户。晋商中人流行着两条最著名的谚语：

 “信贷无诀窍、诚信第一条。”

“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

晋商能够在500年时间内称雄于中国北方信贷市场，操纵黄河以北地区中国所有民间金融市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诚信”原则，在于宁肯把自己全部赔光也不让客户吃半点亏的精神。

小老板和短期老板立足于眼前利益，为了10尺之内的金钱而不惜牺牲诚信和人格；而大老板和长期老板则立足于长远，把眼光放在10万公里以外，甚至连自己身后企业发展方向和目标都考虑到了，他们把诚信作为万物之首。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改变民企诚信状况，关键是老板心态的变化，老板必须认识到“尊重他人财产权”和诚信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只有具备“成信第一”精神境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才能真正做强、做大、做久。

当下，中国企业大部分老板的“重要因素排列表”是这样——本公司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供应商第四，基本忽视社会责任。而欧美国家公司老板重要程度排行榜是：客户第一，供应商第二，员工第三，本公司第四，始终会强调重视社会责任。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下，中国企业在与客户和供应商发生冲突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的都是对方的利益；而西方大部分企业则是尽可能兼顾双方的利益，有时候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全对方的利益。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的观念是：企业老板应该本着“宁肯自己损失，也不能让他人吃亏”的原则。

这样做表面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由此可以树立起企业和老板良好的社会形象，可以拥有一大批忠诚的合作者，而这才是企业真正赢得市场、取得长足发展的保证。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企业应该树立这样一种牢固不变的诚信原则：

契约精神：经济来往中一开始就必须制定严谨的商业规则，交易双方的职责、义务、权利及违约责任都必须清楚明确，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就严格按照合同规定执行；

舎得之道：如果合同之外发生的不可预料的经济损失，就应该本着“宁亏自己，不亏客户”的原则，宁可把自己全部赔光，也不让客户受半点损失。决不要靠拖欠员工工资来增加资金周转量，一旦员工失去对企业的信任，则企业永远不再有向心力。

双赢思维：对于供应商和客户，应永存双赢思维意识，永远不要存有博奕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当对方感受到了你的博奕策略时，对方也会采取同样的博奕手段，如果双方的关系完全成了一种博奕关系，那么最终吃亏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诚信也是一种文化，“诚信再造”也就是企业诚信文化的重塑，一旦真正形成“诚信文化”， 企业就真正赢得市场、社会、人心才取得长足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