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基本药物政策可能有变化，快的话两会前后就能看到。”2月21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波对记者表示。

“唯低价”行不通

2010年9月1日，安徽省开始全面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改革，被称为“安徽模式”。其重心是，在基层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和“收支两条线”。另外，对基本药物实行集中招标采购的“双信封制度”，后者所规定的“量价挂钩”、“单一货源承诺”和“最低价中标”让供方有竞争动力，使价格得以压低。

药价降低正是安徽模式最大的亮点。安徽省卫生厅提供的数据称，自2010年9月20日至2011年9月20日，安徽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现了“四降一升”态势：次均门诊药品费、抗生素使用率、次均门诊费、次均住院药品费都下降20%以上，门诊人次上升10%以上，群众就医负担明显减轻。

但业内人士也指出，现行的药品招标采购将“价格合理”换成“最低价中标”，政策的导向已偏离初衷。大幅“降价”作为政绩为各地方政府大肆宣扬，而由此引发的药品安全隐患让人堪忧。

北京秦脉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顾问陈哲峰指出，“双信封”评标办法虽然是一大进步，但“技术标”的评价指标难以将产品的优劣做出科学的判定，商务标“最低价中标”成为评标的核心，没有质量评价标准，导致突破价格底线，超低价中标在所难免。以复方丹参片为例，三七的含量权重占整个产品的86.98%，但是三七只有鉴别项，没有含量测定指标，而鉴别指标是很难确定是否足量投料的。

“今后对基本药物的质量标准会有所提高，有些品种已经明确不再招标价格，直接统一定价。”一位接近决策部门的人士告诉记者，相关部门已经在研究制定基本药物质量分级评价标准，要求各地要细化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办法，增加药品质量评价相关指标及其分值比重，提高质量和经济技术门槛，提高行业领先企业和技术创新企业的中标率。“既要降低虚高的药价也要避免低价恶性竞争，严禁以低于成本报价的不正当行为竞争。”

此前，多家大型药企人士曾抱怨，目前的招标模式对于品牌企业不利，价格上难以同小企业竞争，而小企业的报价往往“连原料都做不出来”。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今后对临床常用，经多次招标价格已基本稳定且低廉，供应充足的基本药物，以及独家生产且无替代产品的基本药物，选择部分品种试行由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按通用名称实行统一定价，不再招标价格。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采购平台自主采购。

国泰君安证券也在一份解读报告中提出，2012年基本药物制度招标政策或将从价格唯先转向质量优先，这将更有利于整个医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对基本药物中独家品种、紧缺品种以及儿童适宜剂型试行国家统一定价、定点生产，基本药物政策环境将有望趋于良性。

可及性遭质疑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2011年医院医疗服务量增速呈下滑趋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用率差别悬殊，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和病人就医流向不合理状况无明显改善，仍主要流向城市大医院。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导致出现负增长的原因有：新农合制度的完善，使农村患者向村卫生室和上级医疗机构分流，部分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事分配、考核机制等尚未完全落实，可能导致部分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量出现下滑。

王波对记者表示，WHO的基本药物制度实际上是将获取基本药物视为人权的重要一项，重点在于“可及性”——保障基本药物（包括传统药物）的可获得性与可支付性，保证所有药物的质量、安全和有效以及使用的合理性。“衡量现行的基药改革是否成功，应该用这几个指标考核。”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强调基本药物制度是“地板政策”，即最基本的保底保障。但在具体实施时，中国将其理解成“天花板政策”，即在社区基层只能使用基药目录内药物，不能使用基药以外的药物。

面对这一限制，各地纷纷在省一级的增补目录上做文章。在2009年8月，含有307种基本药物的第一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版）》公布之后，各省份就纷纷推出“增补”目录，每省份平均增补188个品种，安徽增补了277个品种，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增补了381种药物。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9月，安徽省下发“61号文”，在原有的基本药物目录1154个品规之外，“增配”总数5488个品规，几乎覆盖了安徽省医保目录、新农合目录中所有药品。文件在当地被称为“新三十条”，也被业界视为安徽模式的“自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