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42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年会）定格2012“大转型：塑造新模式”； 首先看全球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冷战结束，没有大规模战争;欧美放松管制，出现了全球化;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体系：所有这些因素推动全球经历了一轮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反过来，中国则是本轮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实现了新一轮工业化。这个工业化驱动了城市化，从而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换言之，新旧交替之际的中国其实也正处在一次大转型之开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经济无法维持高速增长，原来依托于高增长的体制就不能不进行调整。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是有序而有力地自主调整、转型，还是被动调整、转型?如果是前者，中国企业可以更上层楼;如果是后者，中国企业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企业转型就是企业变革，大转型则是一场中国企业革命。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对于“变革者”来说，他的远处是重山峻岭、险象环生、黑夜茫茫；近处是荆棘坎坷、茂草迷离、戈壁荒漠。他是一个孤独者，必须奋力攀登高峰。但是，越是接近顶峰，他就越会遭遇山崩、雪塌和狂风暴雨，一切凶险都在等待着他。变革永远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享延顿博士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说：“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变革的核心。在社会中关键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领袖们互相进行公开或私下的交涉，而且找出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妥协后的协定，那怕这种协定尚不尽如人意。”

    纵观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向民主化转行的社会中，成功的变革者都是擅长掌握“妥协”艺术的专家，社会民主化变革的第一步就是掌握妥协的艺术。政治民主变革派必须学会与保守势力在诸多的政治敏感问题上达成妥协，只有在保守势力在某一阶段支持或默许变革派的政策主张时，变革才能取得阶段性成功。但是，作为前提，变革派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答应保守势力的某些要求和主张，哪怕这样做与变革的总体方向相违背。聪明的政治家都会掌握这种“妥协”的艺术。

    同样，在企业进行变革的时候，变革者也必须在诸多的问题上与公司内部的保守派进行协商，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他们的支持和谅解，在某一阶段满足他们的某些要求，化解他们的反抗行为。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变革者刚进行变革时，欲望强烈、心情迫切，希望能够在一夜之间解决企业的所有问题。同时，对于反对者提出的主张要求大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有一种恨不得一扫而光的心态。但是，由于变革者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加之对公司情况不熟悉，工作开展时很难完全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另外，公司的很多基础工作没有做到位，很多条件尚不具备。这样，任何一项变革的推进都会困难重重。这时，就要寻求全公司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所有力量的支持。

如果要寻求反对派的支持，就必须满足他们的一些特殊条件和要求。这时，为了变革能够迅速推进，实现阶段行性的目标，必须戒急用忍、寻求妥协，与保守派达成一致意见，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原有方案也在所不惜。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变革派的要求是90%，保守派的要求是30%，如果双方都不让步，到最后就一事无成。所以，宁可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60%的目标，也比停在原地踏步要好。

变革永远不可能一蹴而就，变革永远是在妥协中前进。达到60%的目标之后，再去达到70%、80%、90%的目标。

激进的变革者不愿意接受妥协和折中方案，有一种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决死性格。这种性格在战场上陷入敌人包围圈后可以有效发挥，但是，在民营企业变革过程中，这种性格的后果就是导致变革最终失败。

在民营企业进行变革中，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全部”推进。即便是在外资企业，大多情况下也不可能“全部”达成。

变革者必须学会忍耐，学会团结反对者，不仅要经常和“自己人”沟通，更重要的是要经常和反对派进行沟通，让尽可能多的反对派理解自己的工作，化解对变革的敌意，使其在某一阶段内支持变革。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胜利”是公认的变革成功的标准，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妥协”更是变革成功的标准。但是，对于大部分变革者来说，“妥协”比“胜利”要困难得多。在更多时候，“妥协”比“胜利”需要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