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专题报道“招出来的高药价”为标志，新一轮关于“药品价格虚高”的话题再次象冬季流感一样定期发作，并且遵循着一贯的演变过程：媒体报料——群情激忿——更多的揭密（尤以中国青年报“治理药价虚高专题系列报道”为代表）——政府震怒——整治药价（这次是发改委宣布要对药品出厂价进行严查）——欢庆成果，但个人预计照此而行的最终结果仍然是“痼疾难消”。

关于药价虚高的形成原因，10多年来相关利益各方的种种论述已逐渐向专业人士乃至公众逐渐描述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以药养医、国家投入不足、招标机制不尽完善、定价制度的欠陷、审批过滥、产业集中度太低等等。并且有好事者还制作了流程图，直观地阐述药品加价的环节和流程。

问题是，既然“相关部门”对于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中的症结已经了然于心了，为什么治理手法仍然“重复着过去的故事”？我们从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回答记者中可以看出其思路：这次孙主任将药品价格高的症结一是归罪于北京等地区不按基药招标办法进行采购，二是强调国家需要加大投入。总的说来，就是要强化国家干预。

果然，本次事件爆发后，国家发改委紧急出台了《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试图针对新闻媒体曝光的线索，通过严岢检查药品出厂价格的办法来打击药价虚高。然而回顾过去，曾经的28次降价都打不垮“药坚强”，这让我们对本次的措施不抱乐观态度。相反，我们可以想像到：出厂价格检查固然给药企出了个很大的难题，但企业面对目前的药品市场游戏规则，一定会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为解决这些问题产生的费用又会转嫁到药价里，由患者买单。另一方面，面对全国数千家企业生产的数十万药品品规逐一进行价格调查，需要耗费的行政成本完全无法想像。

有什么办法能简单高效解决药品价格问题呢？在此，我们不禁回想到，几乎整整十年前的今天：2001年10月，“老百姓”大药房在国内率先开出第一家平价大药房，打出“比国家核定零售价平均低45%”的口号。随后，“平价大药房”模式在继单体、连锁等业态后，席卷全国。而从此之后，在药店这第二终端中罕闻“药价虚高”。即便是在“高毛利”时代，少部份品种的相对价高，也是与大部份药价“低毛”、乃至“负毛”相挂钩的。实际上，以前很多地方的药招办在制定药品限价的时候，往往会把零售药店的实际销售价格直接采集拿来作为参考指标。

市场规律和既往的事情告诉我们，只要在充分竞争的地方，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绝少虚高的。药价的虚高正是由于处方权带来的非自由竞争机制。因此政府对于药价本身的直接干涉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虚高的程度。

当前，在基层医疗机构推行的“大包干、零差率”等国家干预政策，不仅使不少品种的实际采购价格不降反升，并且以前只在第一终端出现的商业贿赂现象也开始往基层下沉。这些现象便是干预不得法的直接恶果。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热点问题——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上，把药品零售终端排除在外是不明智的。医疗保险改革、公立医院改革、药品价格改革应当齐头并进，特别是急需疏通药品销售的卡脖子环节：处方权蜕变为销售权。医改部门应效仿国外医药分家的成功模式，让药品的销售环节与医院脱离，让药店成为药品销售的主阵地，让自由竞争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如此药品的价格才能真正回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