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发改委严控药价  一边老百姓喊药价贵

　　记者带着一些不同的观点采访了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志凌

　　记者：近年来，发改委频频控制药价上涨，但老百姓却始终没感觉，你认为其中的症结是什么？

　　王志凌：药价从药厂到零售由于环节众多，导致层层加价，不断推高。此次出台的仅针对出厂价格调查，其实就是一种成本的核实与核算，应该说有一定的作用，但成效不会很大。因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出厂价，而是出在整个医疗体制上。如果对药品出厂价格控制过严，企业谁降价谁死，必然导致药企的成本大规模作假，以便维持高价。

　　记者：一些企业通过改换剂型、规格或包装等逃避价格监管变相涨价，你认为这其中监管是有什么困难？怎么解决？

　　王志凌：药厂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目标。而医院在推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却丧失了最重要的非营利性，以药养医成为政府允许的行为。这主要是我国现实生活中药品价格一再冲高，监管乏力。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要确立医疗行业的公益性，明确其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其次，要切实把医药分开，让患者在医院的药方下可以自主选择药品。最后，要把监管的权力放在阳光下进行，借鉴基本药物招标制度的成功经验，采用港英政府的行政三分开体制，让中间环节不再成为药价虚高的帮凶。

　　记者：许多人认为药价虚高是招标环节推高的，你怎么认为？还是政府对药品加成的管制出现问题？

　　王志凌：招标制度设计本身具有一定优势，主要用意在于以批量团购的方式取得较低的价格，以市场机制保证药品质量。正因为有了这一制度的探索，才有了后来种种招标制度的改进。相对来讲，河南省的基本药物招标制度效果就好得多。但是，招标制度的成功必须有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与之相配套，比如医院补偿方式改革、运行机制改革等。

　　记者：百姓真正的负担是药费高，不仅仅体现在“价”贵，还反映在“量”多上。你认为怎么看待现在的不合理用药现象？

　　王志凌：政府减少了对医院的财政拨款，为了让医院生存下去，就实行了药品加成政策。但在如今，加成政策逐步演变成了一种逐利的机制。医院需要通过大处方和高价药来获取运营成本和暴利。医院的现实需求通过对医生的考核放大了这种逐利性，直接传导到了链条的各个环节，最终让患者为虚高的水分买单。

　　记者：政府部门该怎样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让市民买到便宜实惠的药？

　　王志凌：政府对医疗系统的财政投入过少，导致整个医疗系统逐利性大增，却又缺乏有效的监管，中间环节过多，都是导致药品终端价格过高的主要原因。深圳的经验告诉我们：药价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体制的改变又似乎仅仅只是态度问题。有没有决心砸掉药品中间环节一些利益方的暴利饭碗，有没有决心拿医生回扣、医药代表回扣等灰色利益“开刀”，显然已经成为药价机制问题的关键之关键。政府只有切实地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恢复其本来应具有的公益性，加大财政投入，遏制对高额利润的追逐动机，才能真正解决高药价问题，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在短期内，通过控制成本，严格限制价格差，加强中间招标环节监管，推行医药分家，完善药品招标管理办法，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