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走上了复兴与崛起之路，国力强盛，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让世界为之羡慕。但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物欲的横行、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的遗失、自然的生态恶化、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和贫富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民众正在出现“道德真空，欲望膨胀，贪婪腐化，身心失调”等种种弊病，虽然这些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人们。其中贫富的两极分化尤为突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许多社会问题其实都是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物。当一个国家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民众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拿不到相对应的报酬，甚至有些人群长期生活在低保线下的时候,那么社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挑战，贫富差距的大与小是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的大事情，经济学上用“基尼系数”来表示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状况，贫富两级分化是当代各国共同的现象，“基尼系数”的不断增大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很突出，并且有扩大的趋势，虽然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诸多的努力，由于牵涉到了各个集团的切身利益，改变这种现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其实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严重，中国朝代的更迭某种程度上也是贫富两极分化过度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导致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往往是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时期的表现的更加明显。例如中国的西汉时期，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在总结秦朝亡国教训的基础上，采用了无为而治的政策，使人民获得了一定休养生息的时间，经过文景两朝的努力，国力在几十年的时间得到很大发展。对内休养生息的政策是国库充足，人口兴旺，人民基本上安居乐业。对外张骞出使西域成功，屡败匈奴，国土面积不断扩大，汉王朝到了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在这种局面下，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也突现了出来，土地兼并严重，官府横征暴敛，财富和土地流向了少数人，而广大付出劳动的农民却过着食不裹腹的日子，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儒董仲舒写出了《春秋繁露》，并提出了“度制”思想。 “度制”就是制度的意思。在《春秋繁露》的《度制》篇中董仲舒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富不均。”所以在某一方面有所侧重，就会导致其他地方不够充实。财富太多就会骄纵，财富太少就会忧虑，忧虑便想去做盗贼，骄纵则会容易变得暴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圣人从众人的常情上可以看到祸乱的根源，所以制定社会的规范以使上下之间有所差别，让富人可以显示他们的尊贵而不至于骄纵，让穷人得以生存又不至于担忧。拿这个标准来调配均衡，就可以使财货不匮乏，社会上下得以安宁，这样就容易治理了。”这就是董仲舒的“度制”思想的主要论述。（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管仲论领导者的仁心与慧思》）

　　董仲舒的“度制”思想有着两层含义，一是要杜绝两极分化的现象一定要制定完善的制度加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节制人们的物质欲望，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符合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体系从人性上加以教化。这样从制度与文化进行综合治理，以达到富人不骄，穷人不忧的目的。二是要缩小贫富差距，要调均，通过调均使贫富有差但有度，以此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当时的社会没有制度约束，从而使人们各从其欲，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在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下，官员和富人就会丧失做人的底线而贪婪无度的掠夺财富，穷人则会因为贫苦为了生存而犯禁令，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和难于治理。

董仲舒这里的调均也不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他指的是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到“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即可。他认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这是他实行度制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人性的特点，董仲舒提出制度管理的重要性。除了制度，董仲舒指出：“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董仲舒还希望用教化礼节来为制度保证的。他在后边也说道：“将以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这就话的意思就是说明教化可保证制度的顺利执行，而制度保证了社会的安定。

　　虽然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与我们今天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性质完全不一样，但我们今天在穿越历史时空来研究董仲舒的“度制”管理思想对我们或多或少有许多启示。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小到家庭，中到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要想达到和谐共生，长治久安必须要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一套道德伦理的教化体系作为制度的保证。另外，我们面对当前贫富两级分化日趋严重的情况，制定制度一定要以调均为出发点。因为调均贫富也是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表现。当社会少数人，企业领导者和为政为官者的收入与广大民众相差超过一定的“度“后，我们要重新评估，我们习以为常的金字塔的薪酬结构是否合理？我们无论是在一个企业或社会，政策的制定应该以民为本，合理的缩小贫富差距是我们制定制度的出发点，包括我们热议的的税收起征点，房地产调控政策，垄断国有企业工资过高，以及诸多社会热点问题，其实都是人们期待的调均的心理愿望。（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管仲论领导者的仁心与慧思》）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大儒董仲舒在西汉政权的巩固期看到了社会蕴含的深层次矛盾，提出了“度制”思想和“独尊儒术”的道德伦理体系，他的这一管理思想为中华民族以后的几千年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董仲舒构建的“度制”思想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遐想空间，我们现在研究他的这一管理思想在剔除其封建性后，意义也尤为重大，他为当代中国人打开一扇管理智慧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