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的医患矛盾对抗中，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医生的“诱致需求”、“寻租”等行为是矛盾的导火索。比如医生会给得小病的患者开很多药，或者让他们进行代价不菲且没有必要的昂贵检查，当然还有个别医生的“索要红包”行为。

　　但是，如果倾听一下一线医生抱怨的声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工作量的确非常大，医生的休息日非常少，很多人是低于一周两天法定休息日。很多一线的临床医生即使到了轮休也很难完整休息，因为医生对病人是“负责制”，例如每天都要例行查房，了解属于其病人的身体康复进展情况。

　　尽管患者不断抱怨医疗的昂贵，很多医生也认同一点，他们常常抱怨的是医疗服务的廉价，体现医生技能的价格是很低的，因为这一块是政府管制的。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机制，大多医生所供职的公立医院本身是垄断的，公立医院的一些服务要接受政府部门的价格管制。如果医生想要拿回其“技能价格被控制”的部分，就要做其他的安排。

　　被诟病的收红包是一个机制安排，被认为是“补贴”医生技能的廉价。但是，红包的风气的确慢慢被控制住了，因为医患关系冲突中，红包机制会在博弈中被剔除。为什么呢？因为红包可以既是患者的感谢，也是患者的胁持。在很多案例中，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给医生红包，然后偷偷录音，如果一旦出现医疗纠纷，这就作为一项严厉的指控。对于医生来说，红包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因素，在博弈中被患者所用有相当杀伤力，所以医生也学精了，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拒绝收红包了，收到红包也会上缴。这并不是卫生部所倡导的医生风气和道德教育，而是博弈使然。

　　医生的苦衷：不对称的风险承受

　　医生要赚安稳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医疗中收费。公立医院对医疗服务管制，那么就通过药物和检查来赚钱。前者被称为“以药养医”体制，这个体制运行了很多年。但随着药物竞争价格透明，加上国家打压要价和医院加价空间，现在更多的是转向靠检查赚钱，即“以设备检查养医”。

　　但是不是一线医生在“以药养医”和“以设备检查养医”赚钱很舒服呢？我们知道这两者是有所不同的。“以药养医”比“以设备检查养医”是更有利于一线医生的。药品进入医院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医药代表要打通医院的药房环节，这主要是医院最权势的人物控制的，比如院长或者药房主任。没有他们点头，药是进不到医院的。所以医院权势人物要捞不少好处。但是，一线医生也非常重要，如果医生不开药，那么就没有该药的终端销售，药房也卖不出去。所以，一线医生也要被医药代表所争取，简单地说，一线医生在“以药养医”里面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当“以药养医”转向“以设备检查养医”时，一线工作医生的话语权被削弱了。因为“检查养医”主要是靠引入昂贵的诊断设备，医疗设备公司所做的就是要将设备卖出去，设备不像药物，药物不仅要进入药房还要靠医生的处方开出。设备是一次性买卖。医疗设备公司只需要取悦于医院权势者就可以了，给足院长或者科室领导好处就行。至于其他的一线医生不需要打点。所以，改革往往造成了一线普通医生比过去的情况反而差了，权势者的好处就变得更多了，医院内部变得更加不平等了，一线医生的意见更大了。而目前的医患关系冲突，往往是一线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冲突，普通一线医生承担了过重的矛盾，在医患悲剧链中承受了不对称其收益的风险，这是令人非常感慨的。

建立医患互信机制迫在眉睫

不管怎样，医生与患者不是对手，而是一同与病魔作斗争的战友，彼此之间伤不得，伤不起，应该携手起来，共同建立起中立的医疗伦理委员会之类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医患者之间的互信。

医疗纠纷逐年增多，在世界范围也成一种趋势，拿日本为例，有资料显示，仅2006年一年，全国270所国立医院即发生医疗事故1300起，导致150人死亡。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曾对全国326所医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疗纠纷发生率竟然高达98.4％，一级、二级和专科医院的医疗纠纷大多数在每年10例以下，三级医院大多数在每年10例以上，24.5％的三级医院超过了每年30例。

新京报“京报调查”关于医患纠纷的调查结果与此相吻合，在回答是否遭遇过医患矛盾时，回答遭遇过的占到76%，其中多次遇到的竟达9.1%,可见医患纠纷之频繁。

笔者也曾经当过近10年医生，对医患矛盾的产生原因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总体讲，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固然有少数素质较低的医生收红包、看关系病、开大处方、进行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以及用错药、打错针、开错刀等现象，使得彼此的信任感受到减损；另一方面，也不乏有患方对治疗的期望值过高，目前的医疗水平跟不上需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通民众，在医学、医疗知识等方面仍严重欠缺，而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对患者的伤害，也会反作用于医生。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医患纠纷，特别是因此出现极端事件后，对当事者都应抱以同情，尤其是受伤害的一方。就个案而言，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徐文被患者王宝洺砍成重伤，作为受害者，应对她抱以极大的同情，施暴者应该得到谴责，并受到法律惩处。

悲剧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促使全社会认真反思解决医患者纠纷机制的一次契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医疗纠纷出现以后，虽然说患者可以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似乎哪种途径都不太理想，纠纷不大的，患者便忍忍算了，调查中有25.7%的受访者便是这种心态。

而选择同医生理论或向医院及卫生行政部门投诉的，各占到受访者的1/3左右，似乎是一种好迹象，但医生和医院是纠纷对象，卫生行政机关的官员大多是来自医院且还有可能回到医院的“官员医生”，患者能得到理想答复的比例不会太高。

法院应是公正处理纠纷的最中立机构了，但法官不是医学专家，裁判也依赖医生组成的医学会或曾经是医生的临床司法鉴定所作的结论，这仍然无法消解“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印象，而且官司一打好几年，这大概是调查中选择司法途径解决医患者纠纷只占8.4%的重要原因。

还要看到，一些患者法律意识不强，对医疗效果期望值太高，不信任医生，一旦发生纠纷，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而是以暴力解决。而相关纠纷调处裁决部门，包括有的法院，面对医疗纠纷的难题，不是努力说服当事人，而是采取“拖”的战术，几年下来，不开庭，不解释，让讲理的当事人失去耐心。

不管怎样，医生与患者不是对手，而是一同与病魔作斗争的战友，彼此之间伤不得，伤不起，应该携手起来，共同建立起中立的医疗伦理委员会之类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医患者之间的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