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1）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
    思维方式和化学技术都有了进步。
    19世纪初，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曾思考着放弃医药学而从事诗歌创作。在21岁的时候，他的诗歌《老艾恩赛德》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首诗的创作是为了赞美那艘掉了外壳的木制的美国战舰。该舰由一个参加了1812年抗英战争的老兵用美国的活着的橡树造成，铜制的外壳是由革命英雄保罗•里维尔完成的。这首诗的成功，激发了霍尔姆斯的想象力。他谈到“领衔位置”进入了他的灵魂，他看到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
    然而，阻止他的艺术倾向的是，加尔文教教徒对工作的投入在工作中获得了培养。诗歌创作对于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是令人羡慕的天赋。但是，对于霍尔•姆斯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说，这是一个受到质疑的工作。霍尔姆斯在美国受了完全的精英教育：先是哈佛学院，随后是菲利普斯学院，1833年，霍尔姆斯去了巴黎，当时他24岁。他曾在赛场上和剧院里度过了一段时光。接下来，他的清教徒的一面占据上风，他专注于自己在《医药之路》（Ecole de Medecine）上的研究。在那儿，他到了该国首席导师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路易斯的麾下学习。
    路易斯对既有的医药知识怀有不同寻常的怀疑。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发烧源自发炎，源自血液过多；把水蛭放到离身体上发炎最近的地方，把过多的血吸走，来缓解高烧，比如，把水蛭放到胸口。除了他们自己本土供应的水蛭以外，在霍尔姆斯抵达巴黎的那一年，法国医药工业额外进口了42吨的水蛭。匈牙利、乌克兰、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以及北非都是出口国。而且，水蛭的寿命几乎达十年，有着较高的重复使用率，可见，在法国水蛭的使用量非常大。
    从表面上看，很难想象，人们会认为所有的放血是无用的，或者糟糕的、有害的。然而，路易斯质疑的是人们放血的方式。他提出了新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陈述了考虑周密的检验方案。他问道：“要了解放血是否对肺炎有良好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要做什么？”当霍尔姆斯还在他麾下学习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进入他的大脑了。路易斯第一步尝试要写的是一篇论文，这个问题于1835年被全面拓展成为一本书。路易斯想要澄清应该在什么时候给病人放血。在病人生病的第一天就把水蛭放到他的胸口，这是最佳做法吗？还是在第二天？还是再隔一天？让他感到麻烦的是，每个病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的健康状况、年龄、感染的严重程度也都不同。他想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弄错这些因素对他的水蛭的效果的影响？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2）

    路易斯读了范•荷尔蒙特的著作，所以，在做这些的时候，路易斯并没有想到他的思想以及后来的霍尔姆斯的思想会成为恰好代表这个时代的法国的思想。这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比起他们的前辈，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更正确，也更有用。他们的思想部分属于他们自己，部分不是，但正是这些思想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关于真理、实验的思想，以及关于科学如何更好地发现自然的思想，此刻在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冒泡、破灭，又在另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中冒泡、破灭。
    关于任何特定的疾病，路易斯写道：
    让我们料想500个病人，无差别地对待他们，这500个人用一种治疗方法，而另外500个病人，以同样的方式无差别地对待，但用不同的方法诊治。如果第一组的死亡率高于第二组，第一组的治疗方案跟第二组相比更不适合、更没有效率，难道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在范•荷尔蒙特1662年的描述中，无意间揭示出的东西在路易斯这儿有了仔细的阐述。一个病人与另一个病人之间的自然差别，一个感染病例和另一个之间的差别，仅仅通过将人数扩大到足够大，并且随机分组，就可以避免这些差别所造成的实验结论的偏颇。正如路易斯所承认的：
    对每一个病例都作出数学上的精确评估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细目列举变得必要。通过这样做，在接受不同治疗的两组病人中，误差（这是不可避免的）会是相同的，这样可以相互抵消，这些误差可以被忽视，而不会实质性地影响结论的精确度。
    换言之，只要你选取一大组人，然后将之随机分组，那么，个体的差别是无所谓的。有的可能比其他的更不舒服，有的更健康。从他们中选取足够的个体，那么，这些差别将被平衡掉。让一个人服用了高丽参与另外一个没有服用高丽参的人赛跑，得出了高丽参是两者差别的根源的结论，这是中国人大概在1000多年前所犯的思维错误，路易斯已经发现了如何去除这一思维错误的方法。

7.医药于人的害处多于好处吗（3）

    路易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强烈的观点。鉴于人是有差别的，以及他们所感染的疾病也有所不同，那么，另外一种选择方案，即采用多数量的个体，它的什么特质平衡掉了这些差别？这种选择方案假定你的判断能够注意到并且解决了所有存在的差别，假定没有哪个差别能够造成你的直觉或者结论的偏差。回避数字并不意味着你避免了个体自然差别的误导，而只意味着你回避了承认这些差别。让两个人赛跑，甚至让十个人赛跑，一组可能自然的就比另一组跑得快。让随机的500人构成的一组与另外随机的500人构成的另一组赛跑，你可能合理地认为，这两组有着相似的能力。
    然而，像范•荷尔蒙特一样，路易斯的想法要强于他的实践。他从未选用500个病人，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应用一种治疗方案，另一部分应用另一种治疗方案。相反，他选用了77个原来被诊断为肺炎的病人的病历，然后，根据放血被延迟的相对时间长度的差异，来看看有什么影响。尽管有着很好的品质，可悲的是，路易斯的研究是有限的。病人没有被随机分组，也没有被应用到不同的治疗方案中。路易斯的选择是在事后（病愈后），然后，跟路易斯认为非常相似的其他人进行比较。结果，他的结论没有什么用处，他没能成功地运用他提出的可行性方法，这永久地限制了他的影响。
    路易斯对检验的信奉伴随着对医药介入治疗的价值的怀疑，这绝非巧合。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回到波士顿之后，潜心于对这两种想法（对检验的信奉和对医药介入治疗的价值的怀疑）的研究。在哈佛大学，他成为解剖学教授和生理学教授。他还获得了一种非正式的身份，即国家重要知识分子、波士顿雅士。他也是一些知名人士的朋友，比如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威廉姆•卡伦•布赖恩特、约翰•格雷恩立夫•惠蒂尔，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他们这群人中，他继续写作，经常会在《大西洋月刊》以及像《早餐桌上的独裁者》这样的书中发表一些诗歌和散文。
    从1843年2月起，霍尔姆斯推动创立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当时引起母亲死亡的主要原因产后热，实际上是由她们的医护人员传播给她们的。产后热是一种伤口感染，是妇女生完孩子之后，子宫内侧感染细菌所致。霍尔姆斯不是第一个注意到产后热主要是由医生传染的人，但是，他是第一个就此公开提出争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