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学教授哈定在1968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公地的悲剧》，其中引用了公地悲剧的例子：有一片公共牧场，无偿地向所有牧羊人开放。每个牧羊人从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这片牧地上放养尽可能多的羊只。几个世纪来，由于部落战争、偷猎、疾病等原因，使得人口和牲畜的数目保持在远低于这片牧地的承受能力之下。然而，最终有一天，牧地的容量达到了极限，公地悲剧发生了：牧地被过多的羊群摧毁了。在这个悲剧产生的过程中，每个牧羊人都作为一个理性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每个人都打着个人的小算盘：增加一头羊的收入完全归于自己所有，而过度放牧对公地造成的损失则在所有牧羊人中分摊，因此增加一头羊给个人带来的收益要大于给个人带来的损失。正因为公地的损失大家分摊，从而不受约束的自由放牧最终带来了公地毁灭。

回忆我国建国六十年来的发展道路，不同历史阶段上演着不同形式的公地活剧。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我们不断通过思想教育、行政手段、政治运动来限制和压制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冲动和行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心一闪念，铲除私有制。这样的体制不仅防止了上述“公地悲剧”的发生，而且使得全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我们不允许“私地”存在，所有“土地”都成为“公地”，但却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收益。我们上演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地悲剧：人们没有养羊的动力，空旷的公地上只有稀少瘦弱的羊群，大家守着公地饿肚子。

改革开放抛弃了那种不允许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不允许私地存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转向鼓励人们追求经济利益，允许人们发财致富，追求生产率提高，鼓励竞争，允许个人承包，允许各种非公有制形式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切变化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巨大，基本解决了世界人口最大国的温饱问题，初步实现了我国几百年来现代化的梦想，取得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值得骄傲的成就。

 然而，随着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哈定教授所描述的那种公地悲剧正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增加和扩展。环境是人们共有的公共资源，当人们污染环境时，收益由个人或小集团获得，而污染的后果和成本则由大家和社会来分担。在缺乏有效制约手段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人们正在制造着环境污染的公地悲剧：天不再蓝，水不再绿，空气不再清新；在GDP增长的同时，污染引起的疾病也在增长。当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拥有私人汽车时，许多大城市的道路变得拥挤不堪，汽车不仅没有带来交通便利，而是使大家的出行都变得更加困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那些人口少资源多的国家相比，我国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决定了，公地悲剧出现的时间更早、频率也更高。

 由此可见，“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当人们追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最大化时，不仅不一定会自动地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可能损害社会的共同利益，造成公地悲剧。“看不见的手”本身要发挥理想的作用，还需要有许多非物质领域的“公共产品（公地）”的配合作用，例如诚信和规则。一个人靠欺骗也许可以获得某种眼前的利益，但欺骗不仅损害了他人利益，也损害了诚信这种“公地”。一旦当人们都互不信任时，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交易成本增大，所有人都遭受损失。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在路上遇到行人车祸时，由于害怕被诬告陷害，以至于见死不救。一个人不遵守规则，靠开后门可以得到眼前利益，但却损害了其他遵守规则人们的利益，同时也破坏了规则这个“公地”。随着不守信用和规则的人们不断受益，守信用和规则的人们利益不断受损，慢慢地“劣币”就会不断驱逐“良币”。一旦发展到大家都认为守信用和规则是傻瓜，整个社会风气和文化环境就会发生“竞次性”的质变。我们目前面临的不仅是物质领域内的公地悲剧，更严重的却是许多非物质领域的公地悲剧。一种不遵守信用和规则的社会风气，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影响更加深远。

 各种形式公地悲剧的出现和扩大，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以前那种禁止追求个人利益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以损害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不惜一切追求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强制（法律、行政措施、制度安排、经济惩罚）和非强制手段（教育、伦理道德、宣传舆论、宗教）来限制人们不受约束地追求个人利益。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简单地取消公地，但我们可以适当地减少公地的范围，来减少和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为了有效防止和减少公地悲剧的发生，我们需要培育各种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力量。各级政府应当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最重要力量，发挥着强制和非强制的制约和领导作用。这要求政府本身除了追求自身的有限利益之外，首先必须成为社会和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因此，转变我们现有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政府的作用，使得政府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高效国家机器。此外，我们还需要培育和发展代表各种利益的社会组织，形成一个多元化的互相制约体系。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高效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制约，将会有力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良性转变，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各种物质和非物质领域公地悲剧的发生，推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使广大人民能够真正分享发展带来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