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记者在苏南某镇卫生院看到，100多平方米的输液室里，坐满了挂水的人。“我得了感冒，稍微有点发烧。医生检查后就让挂水，一共150多元。”一位患者告诉记者，“其实我本来只想开点药，以前一直这样的。可是医生让我挂水，只好挂了。”

　　这家卫生院负责人坦率地告诉记者，“过度医疗”在乡镇一级医疗机构普遍存在。“我们卫生院一共50多人，财政上每个人头拨款8000元。而我们这里教师人均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基层卫生部门即使通过‘以药养医’来创收，工作人员的收入还是与教师有差距。”

　　很多农户和基层医生反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以来，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站收费提高了不少，一些药品报销后的价格与药店里的零售价差不多，这样就使新农合实惠打了折扣。连云港新海村卫生室医生吉文尧说，同样是阑尾炎动手术，自费花1000多元，参加合作医疗的花2000元，报销后和自费差不多。

　　记者在省内很多地方都了解到，药价虚高和程度不同的过度医疗，在动摇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石。

　　为控制药价，很多地方执行了省里规定的统一招标、统一配送制度，但是一些基层卫生机构存在突破规定加价销售药品的现象。比如，乡镇卫生院销售药品是有加价率和最高零售价措施的，但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只执行最高零售价，普遍突破规定加价率。连云港一家乡镇卫生院销售的0.25克规格的普通阿齐霉素，进货价格为每支1.8元，卖给病人每支10元；西安产的阿齐霉素进价5.5元，销售价15元。一位知情人士说，以前小儿支气管炎或肺炎感冒挂水每天住院费在100元左右，现在乡镇卫生院的收费在每天200元左右。像抗生素等药品，乡镇和县级医疗机构的销售价要比药店高不少。而且，这些医疗机构倾向于开最新最好的药品，比如医生喜欢给患者开每支10元的氨苄西林钠，而一般不会用普通青霉素。

　　苏北某县物价局人士也说，在物价检查中他们发现，抗生素滥用、激素药滥用、特价药的不合理使用在该县县医院和镇医院的确存在。有的参合农民看病，医生一张处方开了三种抗生素，都是目录外用药，不能报销，参合农民本来应得的实惠就没有了。

　　药价畸高，不仅是由于医疗机构加价造成的。招标体系的不健全也抬高了药价。灌南县一位名叫周喜的村医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他说，药品虽然是统一招标，但是并不透明，因而不能制止药价虚高。村一级卫生站，上面定多少就是多少，而上面是怎么招标的就不得而知了。此外，农村定点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间环节较多，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层层都要加价,导致销售价格普遍高于零售药店。他说，“如果让我自己去批发药品，可以使上百种药品的零售价普遍降低20％。”

　　由于基层医疗机构药价高于药店销售价，村级卫生站也受很大影响。很多村医反映，村一级卫生站大多数不能刷卡报销，农民生病常会问问医生然后就到镇卫生院去，变成了在村级诊所免费看病却不接受治疗，有时村卫生室开了药，农民也跑到药房去买。“因为村级卫生站自己不能进药，所有药品是上级医疗机构统一配送的。”连云港郊区一位名叫朱明全的村医说，全村1300口人，2个“赤脚医生”，每人每天只有三四十元的收入。由于收入下降，很多村医迫于生计实行看人讲价，药价也比药房贵一点，比如一些卫生室100毫升规格的左氧氟沙星，“镇批村”的价格为2元，村诊所卖了4元，高于县城药房的2.8元。这位村医说，基层医疗机构承担着大量计划免疫、卫生防疫、健康宣传、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责，但没有固定投入机制，药品销售仍然是农村医疗机构的主要依靠。“如果说乡镇卫生院卖药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上的话，村卫生室则几乎100％靠卖药。想尽办法让病人挂水有时并不是医疗行为而是经营行为，为此，我经常觉得羞耻，对不起医生的称号，但是又没有办法。”

　　记者了解到，很多村医目前处境并不好，用自家院落开诊所，收入也不高，还没有养老保险。特别是公共服务费，大部分村医去年以来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们反映说，公共服务费基本上下到县一级，到了乡镇就很少了。

　　基层医生建议，只有改革竞标方式，兼顾医药生产企业、医院和农民各方利益，才能完善新农合制度。一家乡镇卫生院负责人对记者说，县、乡镇、村各级医疗机构可以捆绑打包竞标，直接面对上游医药生产企业，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来降低药价，“更重要的是，应该增加对乡镇和村一级医疗机构的投入。如果投入不增加，基层卫生机构就只能以药养医甚至过度医疗。最后受损的，还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