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管理。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大系统。

“治大国”与“烹小鲜”所用的原理策略，所需要的组织架构与领导能力历来相差无几，只是规模大小与权力来源有别而已。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与领导方式和领导风格相关的诸多事例与人物都是可贵的“他山之石”，为21世纪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最富底蕴的智慧与谋略。以史为鉴，可以多些领悟，少走弯路。

李广与程不识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但两个人治军的风格迥异。在这里举他们两个人做例子，是想谈一谈领导的方式与风格对事业的影响。

李广是有名的飞将军；程不识，可能除了专门研究秦汉史的人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其实在汉朝前期，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两个人是齐名的。他们一个是现在河北省的太守，一个是今天山西省北部的太守。当时的太守大多是边境上的守将。

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都是名声很大的人物。司马迁是李陵的好朋友，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护受了宫刑。李广由普通军人成为一代名将，史书说，他能叫出部下士兵的名字。李广是边郡太守，领军万人之众，他不可能叫出那么多名字来。实际上，他是和他周围的亲兵关系密切。李广训练部队以恩义相结，不重纪律，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采用自由的作风，不拘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军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常获胜，有时即使士兵比较少，也能以少制众，反败为胜。李广时常带领少量精锐突击队突袭匈奴，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比如有一次就被匈奴俘虏，但他夺了匈奴的马逃出来了。还有一次是用类似“空城计”的险计脱围：他自己骑着马，缓缓后退，匈奴以为这是诱敌，不敢贸然前进。其实，李广的做法不是带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匈奴时，大军五道出击，武帝不让他领导正面的军队，只让他率领辅助部队，未尝没有道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的悲剧，造成他的英雄事迹的传诵。

李广的孙子李陵带五千名荆楚健儿出塞，这些汉军都是步卒，无法和匈奴的骑兵对抗。李陵率军从居延(在今天的额济纳河流域)出发，进入大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李陵的敌人是匈奴的右贤王，他的部队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很强，李陵要想取得胜利是极其困难的。最后他的五千人的军队覆灭，他本人也被俘了。李广和李陵作战很勇敢，但靠个人英雄主义无法打赢一场大的战争，这不是统帅的做法。作战不是逞强，不是炫耀自己。要论作为一个指挥官，李广和李陵都是不够格的。

程不识和李广、李陵相比，有鲜明的特点。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的纪律训练，分成部伍，有职责明确的层级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凡是他率军作战，前面一定有斥候，左右一定有掩护，一队一队互相呼应，互相照管，安营扎寨很有章法。行动起来，全军一起行动；扎下营来，敌人冲不动。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但他自己也没有取得过重大的胜利。程不识应当算是极为稳重的将领。在西汉，人们都知道程不识是名将，因为他战不败。而李广呢，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就好比在赌场赌钱，不是大赢，就是大输。程不识则能够不断地积累胜利。

李广、程不识代表了两种指挥管理的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两个人之间难作必然的好坏评断。就亲和力与团结力来说，李广军队的五千人可以顶五万人来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不至于轻易被打垮的。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所以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句话说，指挥的命令只能下达到第二级，无法下达到第三级以下。这样的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活动性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具体说来，居上风的时候，李广的军队较容易成功。平常的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是适当地调和这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则是另一门大学问。从一般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不知道眼下的局势如何，还是选择程不识那种类型的人才或者采取程不识那样行事的作风比较稳妥一些。

唐太宗与明太祖

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但他们创建帝业的方式、施政的风格却有极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这两位皇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领导风格、决策方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唐太宗的大业依靠的是三支力量：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另一支则是江南文士。关陇集团以北魏鲜卑贵族为首，代北武川系军事贵族是其主体，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等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虽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正所谓“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山东集团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山东士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进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乡土，当南朝高门走向衰亡之际，山东士族却仍有生命力。山东豪杰是在隋末混乱的形势下崛起的寒门地主武装集团。换言之，他们是在隋朝末年大动荡的社会局面中力量迅速膨胀的山东地方豪强。所谓山东豪杰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治地位的。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统一之前南朝以文学见长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政治制度、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这三支力量对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土族。他能够利用上述政治集团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他重用魏徵，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徵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魏徵为李世民所用，能够“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

从政府的组织形式来看，唐太宗同样重视在制度上保证分权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针对各个官僚集团，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

很明显，唐太宗不是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这些部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这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

唐太宗本人很爱惜人才，能礼贤下土。他接受隋亡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

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明太祖的作风与唐太宗差异极大。他主要是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淮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这两批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实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条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提出来的。

明太祖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是继续利用这些文官武将的长处，相反，他对创业功臣心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将差不多被屠戮殆尽。

从政治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权路线。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而加强了皇权。他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废行中书省，设立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独揽地方大权。

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朱元璋在废丞相的同时，又废统领军队的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为保证统治的稳定，朱元璋制订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以强化帝王的权威。

 比较唐太宗和明太祖，两位领导人的性格、行事风格不同，对国家的政治风气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朝前期的国力强盛以及文化上的开放心态与唐太宗有很大关系；而朱元璋也给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长期出现君主与臣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倾向。

诸葛亮与王导

 诸葛亮和王导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与上面唐太宗和明太祖的例子不同的是，他们两人只是朝廷首相，而不是国家君主。

 诸葛亮是卓越的行政人才，十分注意管理。蜀汉是几拨人搞起来的。一拨是刘备的旧部，包括李岩这些人；一拨是荆襄集团，这是和诸葛亮最亲密的；另一小块是西北凉州的军人集团，前期是马超兄弟，后期是从曹魏投降来的姜维。蜀汉建立后，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所谓“九月渡泸，深入不毛”。他收伏了孟获，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

这是很大的官，相当于副宰相。这几部分人互不统属，怎样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很不容易。诸葛亮用信赏必罚的做法保证一定的纪律，以法家的观念治国。在他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诸葛亮在开发四川初期就带去许多干部与当地势力结合，他自己兼任丞相和益州牧两项职务，作为沟通的桥梁，以个人的诚信、威望和亲和力使这两股力量结合。当时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强大，刘备带进四川的荆襄人士很少，诸葛亮只能给予当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权力。但是，如果权力完全被地方势力所把持，那么中央就架空了。诸葛亮的做法是用严刑峻法使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他交代的任务，甚至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做征伐中原的本钱。例如，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毫不容情。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质财富和兵力。诸葛亮的领导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从来不为了个人私利滥用职权，他定的法律连他的儿子、侄子和最亲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样惩罚。诸葛亮的领导风格混合了儒家、法家的特点，实际上，汉朝时法家和儒家已经混合得很厉害了。他强调人为，看重事功。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是蜀汉地方太小，这就像企业的市场太小，没办法以这样少的客户和强大的对手竞争。

 诸葛亮治蜀很成功，成功得简直具有某种传奇性。以至于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传说，老辈的四川人爱在头上裹块白布，是在给诸葛亮戴孝，这个孝一直戴了一千多年。诸葛亮留下的制度直到蜀汉亡掉仍然存在。他的那套制度、规范维持时间很长，任何取得四川盆地统治权的力量都离不开这套规矩。四川大族不能像江南那样嚣张，读书很受重视，文化气氛很浓。

王导和诸葛亮有很大的不同。他是东晋开国的功臣，就是在他执政期间，脆弱的东晋小朝廷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立国时期。王导是琅琊临沂人(在今山东临沂的北面)。琅琊王氏是山东土族之冠。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王导劝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回封国。后来司马睿移镇建业(即建康)，成为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导为其谋主。江南的顾、陆、朱、张、沈、周等地方土族，轻视避难南下的“伧父”(南人对北人的戏称)，而司马睿又是晋皇室疏属，声望不高，甚至江州刺史华轶也不肯听命。王导除选取避难南下的名士为属官外，首先劝司马睿虚心吸引各方人士，特别是优礼江南士族以维系人心。乘三月初三举行重大典礼的机会，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盛具威仪，而王导、王敦和其他北方南下的大族名流都骑马随从，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同时王导竭力笼络江东土族，主动拜访江南首望顾荣、贺循，司马睿命他们参与军府政事。荣、循应命，转相荐引江南的其他名流，司马睿才得以站稳脚跟。王导外倚扬州剌史王敦的实力，内则利用荆州扬州局势稳定、户口殷实的经济条件，协同江南土族，希图一起“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司马睿视王导为萧何，朝野号为“仲父”。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即晋王位，任王导为丞相。王导为政宽简，对士族息事宁人，自奉俭约，仓无储谷，衣不重帛。东晋初期，土、客的斗争相当激烈。王敦率兵东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诛杀当地的领袖。

所谓的“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江东大族的领袖周伯仁就是这次被杀死的。王导面对的局势和诸葛亮相似，国内有几支不同的力量，比如有北方南来的“流民帅”，有长江中上游的军人集团。当时江东大族已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占尽了土地，渡江东来的大族只能在今天浙江一带发展。此外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亦颇多土著民族。渡江的汉人流民，组织武装集团开拓，他们的领袖号称“流民帅”，都不是原来有名的大族。这些在内陆的新建势力，也逐渐发展为相当独立的地方势力。上述各个集团都不是中央可以有效指挥的。面对分立的各派力量，南方势力，他说：想发财就去万通商联找优质帽子供货商！力觉得受到了北人的压迫。王导的做法是：尽力避免冲突，少干预原有的地方势力，保持南方势力的权威，不使原有势力感到威胁，甚至给予那些地方大族某些特权，以此来寻求南北大族之间的合作。东晋朝廷对地方的控制相当松散，只在缝隙中安插进北方势力；同时把一些南方势力的代表选人中央，参与中央的决策，容忍南方势力较多地介入中央事务。在王导“镇之以静”的政策下，东晋的外来大族和当地大族，逐渐主客相安，和平共存，形成南人北人共治的局面。根据《世说新语》，王导几乎每天都与各派人士会面、聚饮，刻意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王导以他个人的威望，将中原南渡的士大夫和江南本身的土大夫结合在一起。

王导采用的不是诸葛亮儒法并用的办法，而是有些像道家：他调和各派，与每一个派别交好。王导施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特点，他息事宁人，善于调和南来北人集团和江南土著力量的矛盾，为东晋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整个南朝的历史没有特别的繁荣强盛，但也一直没有崩溃。

现代管理与家族企业：董事会、董事长、执行长

前面我们讲了将领、君主、宰相和一系列政治制度。我们不妨用刚才分析的道理来和公司管理作一个比较。

董事会就像是政治统治集团，董事会里面有董事长，也有一般的董事。这和统治集团中既有皇帝又有官僚相似。董事长不如皇帝那样有权威。如果他是企业的创始人，那么他会有较大的威信，因为他的声望、地位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毕竟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私人集团的领袖，他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从整个公司的利益考虑，不能只凭个人喜好做事。一个任性妄为的创业者是不多见的。任何人都有退休的时候，到了他退休时，下一任的继承者未必仍有他的威信与地位。这时候董事会本身就必须维持一定的稳定性。假如董事会不安定，就没有办法管理整个公司，就没有办法去聘请专业的总经理。同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董事会在安定和协调的情况下的授权，总经理也没有办法执行董事会的政策。权威的来源就是公司的董事会，在权威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公司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任何董事会的内争或意见分歧，都会导致政策不分明、权力不稳定的局面，而使得公司业务无法开展，甚至失败。前面讲到朱元璋的例子，他不信任高层官僚，通过“胡惟庸案”、“蓝玉案”大杀功臣，这就使整个“董事会”无法发挥正常的职能。

董事会的安定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集体组织，创业者必须在董事会内制定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使得人在制度在，人走了制度依然继续。否则人亡而政息，创业者退休了，公司就垮台了。所以一个创业者必须在董事长任内确定董事会的组织，确定董事的产生办法，确定董事会是一个集体讨论、贡献智慧的地方。在集中智慧下所产生的权力，才会是有效的。唐太宗就是一位能够很好地建立制度的君主。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他为唐初各项制度的完善采取的措施，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调动集体智慧的机制。

 一个稳定的、可以容纳不同意见、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董事会，可以为公司决定一个长远有效、带来长久利益、使公司长期经营的政策。这样的董事会确定了政策、确定了方向，他们就可以聘请一位符合他们需要的，能够替他们实行理想、推行政策的专家来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就可以知道他的权力范围在哪里、任务在哪里、时限在哪里，那么他就可以放开手，以专家的身份去推行这个政策。他也可以聘请不同业务的专家来帮助他推行这种方案。总经理和古代王朝的宰相很相似。宰相的好坏，也会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就像上面讲过的诸葛亮和王导的例子。

 一般说来，一个公司同时还需要几个永久性的常务性质的部门，比如会计部、稽核部、档案室等。除此之外，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应该统统由总经理直接聘用、管理和指挥，这样一来，总经理就有一批人可以差遣，而不会有那些他差遣不动的人。所有的董事会的成员，包括董事长在内，都不应该干涉总经理在他职权之内的用人方法、在他预算范围之内的花钱方式、在给他任务之内的做事过程和方式。这样，总经理和董事会的职权就划分得很清楚，董事会考核也比较容易，不会有总经理说我本来要如何如何，但是董事会派给我的人无法差遣或能力不足，使得工作受到妨碍。当总经理有机会说出这种说词时，董事会就没有理由责备总经理没有实现他们赋予他的任务。

公司的这种组织机制要比中国古代政府清晰。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职权和任务。总的成绩讲起来，就使得宾主都得到益处。公司、董事会得到了应有的利润，完成了应当实现的任务；总经理和他的属员得到应得的报酬，如果成绩出色，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奖励。有功劳的人得到一定的升迂，公司的业务扩展，公司扩大，员工工作的机会也会增加，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的。

要达到上述目标，需要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共同努力，集思广益，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若干人摆在一起时，总会有意见不协调的地方。如果都是由亲人担任决策单位的成员，或是由共同创业的伙伴担任成员，在一个阶段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论是大家长或是大家都佩服的大哥，都能控制住局面。但是等到董事会进入第二代，有新的成员加入或是旧的成员退休，那么斗争就难免了。甚至亲兄弟之间、父子叔伯之间，都可能有矛盾和斗争出现。很多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实在太多，从皇位继承我们已能够得到不少启示。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必须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