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为何愈发“敢言”：只唯实
(1)核心提示：目前，除中华医学会会长一职，钟南山还担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医学院院长等职，主要从事高氧/低氧与肺循环关系研究，是近十几年来推动我国呼吸疾病科研与临床医疗走向世界前列的杰出领头人之一。
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猖獗的非常时期，他始终奔走在医疗最前线。他公开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并排除非议，坚持用自己摸索的科学方法治疗患者。由于功勋卓著，他赢得了“抗非英雄”的称号.
2005年4月，时任主管卫生部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点名钟南山当选中华医学会第23届会长，此前多年，这一职务一直由卫生部部长兼任。
目前，除中华医学会会长一职，钟南山还担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医学院院长等职，主要从事高氧/低氧与肺循环关系研究，是近十几年来推动我国呼吸疾病科研与临床医疗走向世界前列的杰出领头人之一。
“要是不讲真话，更多的人死亡怎么办？这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压力”
因为瘦，174厘米的个头看上去并不高。但一头乌发，走路轻快，你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74岁的“老人”。
“钟南山”，这三个字成名于“非典”，在流行性疾病汹涌来袭时，他敢于向权威提出学术争论；面对错误疫情报告时，他又首当其冲揭开真相。2010年4月29日，在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对中国名人受信任度进行的调查中，他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得票最高。而3月国内出版的《钟南山传》封底，赫然写着：“钟南山”这三个字，几乎成了讲真话的代名词。
有人把他比作敢说真话的“大炮”，还有人赞誉他是医学界的“良心”。但风口浪尖之时，他始终没有多于平常的表情。
“你坚持什么？”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一词一顿地解释说。
讲不讲政治
2003年清明节，在父亲钟世藩墓前，钟南山喃喃低语。他承认，当时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权威部门发布“（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事实是，这场疫情正在全国范围内快速传播。真相，说还是不说？
几天后，钟南山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有领导预先和他打招呼：不要讲太多。钟南山微微一颔首。
“那么按照你们的看法，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会场上的中外记者轮番提问，始终不相信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发布的疫情数字。
钟南山忍不住了：“什么现在已经得到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全场一片哗然。他继续回应说，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都没有到位，何谈控制呢？
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工作人员不由得擦了把头上的汗。毕竟这是在“讲政治”的中国。
后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问他：“您关心政治吗？”当时，钟南山还未完全明白王志所说“政治”一词的含义，但他6年后告诉《钟南山传》的作者叶依，“现在感到我们当初可能卷入了政治”，但“我压根儿认为把真相公布于世有利于稳定”。
父亲的力量
从照片上看，钟南山的容貌更像父亲钟世藩。他说，他从不认为一个特定的人是他追求的榜样，但如果有这个人，一定就是他的父亲。对钟南山来说，坚持真相，坚持事实，最初是父亲所教导他的。
他回忆道，从小父亲就非常注意自己有没有撒谎，“这让我干什么事都得老实些，怎么看就怎么说。”
刚走上医学道路的钟南山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教训”：有一次，他仅从病人尿血判断病人所患肾结核病，然后向著名医学专家的父亲大讲了一番治疗方法。但钟世藩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肾结核”，钟南山一时语塞，因为他也明白，自己所谓的“证据”只是诊断肾结核病的一个不准确的依据。
“我父亲的医学态度，是我一直铭记和要学习的。”钟南山说。尤其在非典关键时刻，让他无法不“出声”：“涉及生与死，生命问题，一点都不能含糊。”
其实在道出疫情扩散的真相之前，钟南山已经是一个“不听话”的医生。
2003年2月18日，北京有关权威部门发布消息，“引起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基本查清元凶是衣原体”，建议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消息传到钟南山耳里，他用“震惊”形容了自己的感受。“权威部门到底有什么依据？”他心里问，因为以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实践经验来看，使用抗生素的治疗方案“根本没有用”。
此后，关于非典病原体是不是“衣原体”，从北京到疫区调研的30多位专家与广东的医务人员开始了学术争论。“你们有没有见过对所有抗生素都耐药的‘衣原体’？”北京专家们无法回答钟南山这个问题。
于是，他坚持采用了自己的判断和治疗方案。虽然后来，广东省卫生厅因此一度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但要是不讲真话，更多的人死亡怎么办？这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压力。”钟南山说。
“我用证据说话”
2003年6月19日，因在抗非战斗中表现卓越，钟南山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特等功。而更重要的是，他从此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真相”的代名词。
事实证明，钟南山愈发“敢言”——
2009年甲流来袭，他说，内地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道，有个别地区为了说明该地甲流防控工作做得好，对甲流死亡病例隐瞒不报。
钟南山称，自己是在理直气壮地说真话，因为他有依据。“我有很多学生分布在全国各个医院中，我很了解具体情况。有的病人得了甲流，当地不要他看病，这样即使病发就和甲流无关。还有少数病人被查出后上级要求不要报等。没有这些证据我不会乱说话。”
他还炮轰保健品中的“假药”现象：其实早在六七年前，钟南山便注意到，不少商家在保健品中加入很多西药，事实上是把药变成了保健品。虽然看到问题，但他苦无依据，无从反映。直到去年下半年，广东省药监局可以当场检测出纯中药里含有的西药时，他才在社会上大声疾呼。
而“证据”之下，钟南山有时也会插手公共卫生领域之外的“闲事”：2006年5月8日，他在广州被人抢走手提电脑，这件事的启发是，他建议恢复过去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制度。这在经历“孙志刚事件”之后的广州引起了广泛争议。“我的依据是，”时至今日，钟南山仍固执地认为，“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和原先的收容制度实质上并无二致。制度没有错，悲剧是执法人员素质不高造成的”。
不过他也坦言，由于自己在别的领域上知识可能不全面，“所以不一定管得正确，发言会相对慎重”。
即便如此，钟南山免不了遭遇阻力。他回忆道，甲流期间有领导对他说，“知道你的心是好的，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在揭露“假药”时，还有人跟他讲：小心，你断了很多人的生计。“但怎么能不说呢？会出人命的。”他回应的理由还是只有一句话。
人命比天大
“人命”——在钟南山眼中，它比天大。作为医生，他最大的遗憾是，“我们能做到的，能治疗的最后没有去进行”。
他在抗非一线时曾喊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后来他解释道，这么做只是因为自己和同事在治疗过程中更有经验。
而他也因为这场肆虐的疫情，失去了钟爱的几个学生，令其痛彻心扉。
在与王志面对面时，说起医务人员的努力，他泪流满面。据现场的工作人员说，钟南山那天讲了很多正在抢救病人的医务人员的故事，讲了很多医生对病人的感情，一向铁骨铮铮的硬汉动了真情。
对同事、对患者的同样深沉的爱，令钟南山对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有话要说”。
“我们30年医改主要处理两个环节：一是增加公益性，二是提高医疗诊治水平，使老百姓看病解决问题。”他表示，“现在说医改失败，但不能因此否定我们的医生水平，而是要增强第一个环节。”
为此，最近他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建议，公立大医院要在若干年内，把它所挂钩的社区医院的水平、医疗技术带动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以使“疑难杂症再去大医院，解决看病难问题”。
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已经在这么做。钟南山介绍说，“40%病人来自广州市外，10%是全国的疑难杂症，只有不到60%的病人是广州市内的。”
而他自己，以往每天接待60多位病人，晚上9点才能下班；而今，他只看“最难诊治的病人”，“其实现在很多医生和我水平都差不多，但可能我经验多一些。现在基本上是大部分病人他们能解决，疑难杂症再交给我。“
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细节：钟南山给病人看病都是主动俯下身，把病人扶起来做测量，再扶着病人躺下，为其掖好被子。
在外人看来，钟南山似乎活得很累。其实他是个懂得放松的人：每周坚持四次运动，游泳、引体向上、跑步……空余时，他还喜欢看篮球比赛、田径比赛等放松心情。
“我想文革以后，我的心态就有一个很大变化。人在任何境况下不能没有追求，而我的目标不会定得太高，要能力所达。”现今，钟南山看得见的目标就是，在80岁以前，尽快把几个新药研制完成。
对话钟南山：既不是“良心”，也不是“炮手”
Q：相信您得罪过不少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您怎么适应和生存？
A：有不同看法肯定会得罪人。这个要看个人怎么看。比如我个人没有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而是二等奖，也许还是得罪人了。但我个人不会太计较这种事。这与我自身经历有关。文革时，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后代”，所以我已经经过了一些磨练；再有，我不担任行政职务，我无所求。现在担任的“中华医学会会长”是别人让我做的，而不是我要做的。我就想专心做好学术方面的问题，希望得到更多的国际上的认可。
Q：有时您触及的话题可能很敏感，您会注意分寸吗？
A：会，我会注意分寸。可能年纪大一些，我会比较注意。我除了讲究原则，还讲究策略。我不会直接针对人，而是针对事。
所以非典时期我质疑的专家，现在还是好朋友。比如我说“53个人因甲流死亡我不相信”。你可以做各种解读。可以解读为，对卫生部的挑战。我也和卫生部交流过意见，我说，我不相信卫生部会有隐瞒，但我觉得地方上可能会有隐瞒。还有对重症甲流病人，医院的治疗经费解决不了，很多大医院都是自己埋单，长此以往就是恶性循环，谁来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我。
我讲出这个问题，觉得没落实，卫生部马上就有回应，说在制定政策应对。我的很多发言其实也是在帮卫生部，他们私下对我也很有了解。
Q：有人说钟南山是医药界的“良心”，还有人说您是“炮手”，您对自己的定位怎么看？
A：既没有到“良心”的高度，也对“炮手”这样的说法很反感。我只能说代表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放大炮”就是为了吸引人家注意，走到舞台中心，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对，才去把它讲出来。我讲的话，可能会被舆论放大，但不一定正确。比如网络上刊载我对“医改”的看法：大医院不要看不起小医院，这完全曲解了我的观点。
Q：讲真话会让您感觉孤独吗？
A：不会孤独。讲真话到哪儿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常常也通过讲真话来做个检验，看自己说得对不对。因为我现在不能乱说话。
Q：从非典到甲流，再到目前的问题疫苗，您觉得身边实事求是的氛围和环境好转些了吗？
A：从整体来看，周围实事求是的氛围和环境好转了一些，但并没有很大好转。这一判断来自于我自己的观察和新闻中的所见所闻。还是以甲流举例，中央三令五申要如实报道死亡人数，但还有一些官员很明确地对医生说，想争第一吗？为什么不在其他方面争第一，而要在死亡人数上争第一？这些话都是当地的医生和我讲的。
我们的《传染病法》明确规定凡是瞒报都属于违法行为，这不照样违法吗？哪那么容易解决啊。
Q：您是想凭借一己之力挑战公共卫生领域的这股不正之风吗？
A：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发现，很多医生心里的想法，我为他们讲了出来，这是我的作用。别人可能不好讲的我能讲，因为第一我是院士，多少会受到尊重和重视；第二通过非典，我可能在大家心里有点威信；第三，我年纪也大了，更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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