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告诉我，已经在研究我的事情，人事科下个月会给我调令。
传染科，无处不在的病毒，微薄的奖金，保持了20年没有变的营养补助，业务考试全院倒数第一的常败纪录，去那里工作，被别人戏称为“流放”。

可是，我是如此的渴望着这样的流放快点到来，每次拿着化验标本路过那坐落在医院角落里的传染病房小楼，我都如此的向往。尽管它已经破旧不堪，可是，那个小楼，对我来说，却是我逃离苦海的天堂。

等这一纸调令，比院长所说的时间整整迟了三个月。每个月，我都会去人事科打听，最后，人事科科长，一位中老年妇女，面无表情对我说，谁让你出这种错误？调令也不是说下就下的事！

我现在仍然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年面对一次次的责难和侮辱，居然不去反抗？！

山曾经在一次训话中咬牙切齿得问我，听说你父母还是老师，你这个样子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教学生？

有一次，我的护士大姨同事，郑重得跟我说，你的机会来了。原来，她们安排我去给一个病人打针。那时候，我已经被停止做临床护理工作整整半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病人，大三阳，值班的同事不愿意去打针，于是想到了我，于是，我幸运的得到了这个“机会”。

多年以后的现在，我经常会被朋友们定义为强硬，定义为厉害。我的性格由当年的懦弱几乎反其道而走进了另一种偏执，没有人再挑衅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也未再遭受任何的侮辱和责难。我想，也许是当年的挫折和打击，成就了我性格上的蜕变。因为，从那以后，我突然意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伤害和侮辱自己。

调令一拖再拖，我开始着急。情急之下，我作出一个决定：去找一把手院长。

好似有天意，据说平时很忙很难找到的院长那天下午居然就在办公室。院长大人对我的到来显然很意外，我自我介绍，我就是***，前段时间外科出事的那个小护士。院长笑，没关系，你慢慢说。我说我的请求很简单，我想早一点调到传染科，因为我现在的心态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外科的工作，我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说话的时候，人事科的一名干事进来，毕恭毕敬的向院长汇报工作，我看着她，这个在我面前清高无比的机关工作人员，那种夸张的谦卑突然让坐在一旁的我陡升自信。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事情平等的和院长沟通，合理的争取应该属于我的权利，而她，汇报日常工作都要陪着小心。

调令终于下来了，那一天是1996年9月1日，距离我1995年到普外科报到上班，整整一年。

那个早上，没有人带领，我自己来到科室参加交班会，和蔼的科室主任给同事们介绍我说，这是新来的同事，大家欢迎！

至今我对收留我的传染科，内心都充满了深深的感谢。整整一年在普外科，不停的打击和压抑，仅有的一点自信早已濒临绝境，回忆起当初走进传染病房上班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一个成语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千疮百孔。

我终于开始了一个护士正常的临床工作，打针、发药、注射，这些在同事们看来不能再平常的工作对我来说却像失而复得的珍宝，令我无比珍惜。我可爱的同事们，在别人眼里，是一群不求上进、上班洗衣服织毛衣，不修边幅的老护士，在我眼里，却都是最美的天使！她们平等的对待我，没有歧视，没有怀疑，再也不需要领教普外科那令人窒息的谆谆训导，我有如获得了新生。我的护士长一再告诉我，要好好工作，证明给她们看你并不比谁差。

当我代表科室参加全院导尿操作抽考，所有的护士里我获得了护理部主任的最高评价；当我参加全院的三级理论考试，顺利考进了前三名。当我的病人一再地告诉我我的工作态度和操作水平让他们很放心，我对自己说，其实你也能把工作做的很好，其实你一点也不糟糕。

上大学的妹妹拿来相机，我跟她说，到我的科室去，给我拍几张照片。妹妹很不解，那么破旧的小楼，拍它干吗？我没有解释，在心里，我悄悄地对自己说：我要给我人生中这处给了我温暖的地方留下回忆，因为，我要离开。